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反以为是恶魔附体。法文这字原意，就是大恶魔，即因此而来也。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想要解决经济问题，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别以为蒋经国的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就在七十年代之初，蒋经国还声言对“限价措施” “有成功的绝对信心”呢。就在一九八六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物价警察’角色”呢。四十年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天方夜谭”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个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加上日治时代的一些基础、大量美援，以及大陆上带来的黄金与人才，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需学问外，天下事皆需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需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美国总统杜鲁门（Ｈａｒｒｙ Ｓ．Ｔｒｕｍａｎ）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看台湾经济发展，当知两百老妈子中，必有芳草。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溢美蒋经国，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

    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政治奇迹”，则失之太远。事实上，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由此可见，夏志清所谓的“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余英时所谓的“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杨力宇所谓的“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郑竹园所谓的“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绝难如此辉煌”、张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