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认真关切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引自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４４２）平心而论，里根沉默，不愿深究，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美国国家利益交关，雅不欲让北京得渔人之利也。不过，里根仍然下令驱逐了所有的国民党在美特务，一个不留，可说是一史无先例的举措，也够国民党瞧的了。

    美国方面不打破砂锅问到底，才使国民党方面能够“弃车保帅”，到汪希苓为止，不把后台老板掀出来。不过，后台老板是谁，明眼人心中明白，蒋家脱不掉关系，中外舆论尤一致指向蒋孝武。首先，孝武此时确已插手特务，连李敖在文章中自称坐牢是“蒙难”，孝武都要过问，提出来认为大逆不道，因惟有孙中山、蒋介石可以“蒙难”，李敖“蒙难”便是“玷污国父，亵渎总统”。（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四期，页三一一至三一二）由于孝武可以指挥特务，又是皇太子，当时台北文武大官趋炎附势之状，已在公众场合出现，根本不避人耳目。其次，孝武与竹联帮早有勾结，来往频繁，而出事之后，竟扯大谎说从来不认识陈启礼，根本没有见过面，情急否认，忘了有不少见过他与陈启礼曾在一起的人证。《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撰文报道，直指蒋孝武与竹联帮有关系，孝武扬言要控告毁谤，却不敢有所行动，显然心虚。再说，竹联帮在美头目白狼张安乐，以及在美受审的凶手董桂森都明言，指使谋杀的幕后“大老板”是蒋孝武。张安乐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在美国加州一家名叫“林肯广场旅馆”（Ｌｉｎｃｏｌｎ Ｐｌａｚａ Ｈｏｔｅｌ）当众忏悔自白，并确认蒋孝武命令陈启礼杀害江南之后，陈启礼的父亲急忙自台北打电话给张，说是如果竹联帮再继续指控“总统”的儿子杀人，国民党将要杀陈启礼于狱中。（见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４６８—４６９）显然受到台湾官方的威胁，使在海外的竹联帮人马投鼠忌器，不敢再事声张。

    台湾官方同时发动宣传机器，并利用香港中性刊物《九十年代》，公布所谓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报局线民一级的层次。他们认为把被害人名誉破坏，则暗杀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了。杀了人，还要“杀人家的品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ｏｎ）。其实，江南不仅与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有往还，亦与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情报机构有往来，我们可以骂他是线民，但他绝非某一方面的间谍，更不可能是三方面的间谍。没有一个间谍会如此抛头露面、明目张胆地写有争论性的文章。国民党无论如何贬低江南，也不能说杀江南有理，更不能弥补杀江南所造成的后遗症。

    对蒋氏王朝而言，后遗症尤其是灾难性的。美国人为其本国利益不愿赶尽杀绝，追究祸首，但亦雅不欲再见蒋家再传子接代。蒋经国在内外交困，以及美国强大的压力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宣称蒋家人不能也不会接班，并将孝武“流放”到新加坡去当“代表”。孝武之流放就像当年王升之流放，权一放再难收矣。从孝武离台一刻起，蒋经国必然明白，不可能继续再走他父亲蒋介石走顺的路子了。

    江南案与蒋孝武有关，应无可疑，与蒋经国是否有关呢？陆铿在《江南案对台局的影响》一文中说，涉及“蒋经国似乎有点离谱”（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三期，页二三七），其实并不离谱。蒋孝武虽插手指挥特务，但特务的最高领导仍是蒋经国。蒋孝武干这样一件事没有理由瞒他自己的父亲，何况他们杀人的动机自认是制裁叛徒的爱国行为，特务们津津乐道的爱国行为，蒋经国从来没有制止过，甚至批评过这种行为。强人如蒋经国也不可能被自己的儿子和特务们瞒住。最大的可能性是，蒋经国事前默许，事后掩遮。即使退一万步说，他事前不知，也难逃道义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