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十万块钱撒到台湾来的时候，这些老太太们好可怜。慰安妇当年被蹂躏，现在或是一身是病，或者没有家庭，或者有了家庭也破碎，现在流落在台湾各地。这些老太太们，有的从来一辈子没有来过台北。当时，台湾负责妇女救助这种机构的，就是伟大的王清峰律师，他就跟这些老阿妈们讲：“这个钱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国家立场，都不能要。”日本人太欺负人了，当年逼迫着你们接客，然后今天花五十万来收买你们的尊严，绝对不能要。这老太太们也说：“我们不要，不要。”可是，这五十万现金呢，当然还是够吸引，因为对她们太重要了，她们不但没有五十万，连五万块钱都没有，甚至连五千块钱都没有。我就跟王清峰律师说：“你这个办法，用道德的标准，用个人尊严、国家立场的标准，来要求这些凄惨的老人家，是不尽人情的。”王清峰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我们要搞到这些钱给她们，我给你五十万，你就不要日本鬼子的五十万，就好了嘛，这才尽人情，这种方式才能解决问题。”王清峰律师说：“好，我们去募捐。”我说：“又不尽人情。”他说：“为什么不尽人情？”我说：“募捐是说，你做好事让我捐钱。为什么我捐钱让你去做好事呢？这个不尽人情。”王清峰律师说：“怎么办？”我说：“照我李敖的办法，我拿出一百件我所收藏的艺术品或者纪念品，像胡适写给我的字这类的艺术品，我们义卖。义卖了以后，搞得这些钱来给她们，她们自然就不要日本人的钱了。”

    果然，我拿出一百件艺术品，大家搞义卖，由王清峰、李庆华、马英九，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卖了三千三百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卖了一百万美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解决以后，王清峰律师跟慰安妇这些老太太们谈的时候，我还附加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你拿了李敖这些人的五十万以后，日本人还愿意给你这个钱，可不可以收？我说不可以，如果你要拿日本人的那五十万的时候，我给你的五十万你就要退还给我。就定了这么一个口头的协议，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当你耍赖的时候啊，我这个钱 (五十万)要还给我， 你拿日本人的五十万，那你划不来啊，所以，就防止她黄鱼两吃，领两个五十万。

    请大家注意我的方法。就是我把问题解决了，可是不是用那抽象的方法。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国家的尊严不要这个钱，这个不尽人情。也不是说我们募捐搞来钱给你们，这个也不尽人情。我们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吃亏，你还是拿到了五十万。我这个主意的基础就是张作霖当时抵制曹锟贿选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有主张，可是我们提出办法来，这个办法是可行，是合乎人情的，这是非常重要一点。所以，大家看到，我把钱垫出来给慰安妇代表。看到这支票看到没有？彭苏寅娇女士的，我给她五十万，看到没有？我开的支票，“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就是1997年8月23号。 黄阿厚女士的五十万元，也是我李敖开的支票，都可以看到。同时，我给她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幅字：“他们作孽，你们倒霉，你们我们，众目睽睽，聊表心意，没人自肥，打败日本，尊严永垂。”这是我写的字，送给她们的。

    我举以上例子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只是有主张没办法是不对的。很多人都陷入这个苦恼里面，做很多事情有主张没办法。“我们要自由”，有办法才有自由，没有；“我们要民主”，有办法才能民主，没有办法；“我们要平等”，有办法才能平等，没有办法。我认为，有办法比有主张还重要。如果你只有主张没办法，那就陷入我们中国古人的那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何“天下为公”啊？“天下为公”是高难度的一个事情，这个技术问题怎么样做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