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独生女儿李文（hedy Lee）生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生在美国纽约。她的降世，是偶然的，因为尚勤去美国时，局面已是分手，不料去了不久，来电说有了小孩，就这样的，李文生在美国，我阴错阳差地变成美国人的爸爸。

    李文两岁后回到台湾，那时我正处境恶劣，进出警备总部，几无宁日，李文就暂住台北外婆家。后来改住台北三姑（我三姊）家、六姑（我大妹）家、台中姥姥（我母亲，是李文的祖母，因为随着姊妹们的小孩一起叫，所以一直叫姥姥）家。一九七○年我被国民党政府在台北软禁时，李文就一直随姥姥住在台中。一九七一年我被国民党政府下狱，在狱五年八个月期间，李文随姥姥一度赴美，住四姑（我四姊）等家，后来住不下去了，再回台湾。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出狱后，李文才正式跟我住。换算起来，李文在十二岁以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星期。一九七九年春天，李文再去美国，一直到目前，还在美国公民中。

    我对李文的最大亏欠是我一生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好好教育她；我对李文的最大恩德的我始终坚壁清野，使她念美国学校，不念三民主义，不受国民党教育的污染。在我坐牢期间，我曾写给李文许多信，权作函授，这本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八十封信，在目录上只有七十四封，因为一、二、三六、四三、六五、六六都收有主题接近的两封。它们写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两年间。这两年间，我都独居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第八房，牢坐得比较清静，因为坐得久了，累积的参考书也比较多，当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工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

    在我写的信中，为了增加趣味和理解，我尽量酌配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从书上割下来的。牢中没有剪刀或刀片，我把破皮鞋中的钢片抽出来，在水泥台上磨出锋口，用来切割，与刀片无异。冯音汝少校有一次奇怪我为什么能把图片割得那么整齐，我说我神通广大，他也没再追问。回想这些写信往事，实在恍然如昨。

    雷震出狱时告诉我，他在牢里写的所有文字，在出狱前夕都给辅导官偷走了，这一惨痛印象，使我知道我无法在牢里畅所欲写；监狱里的班长王鸿礼上士也跟我做过手势：他拿了一枝笔，做写字姿势；然后把笔放下，一再摇手。……我知道我写了也白写，带一出来。所以五年八个月中，我看书极多、写作极少，比较用心写的一点东西，现在想来，主要还是这些有趣的信件。如今把它们集合成书，倒也不无纪念的意义。

    临文之末，我想到印度革命家尼赫鲁（Neory”；也写过许多信，就是一九四五年印出的“Letters from a Fato er”。由于英国的言论自由比较宽，所以纵是狱中寄书，也来得令人痛快。对比起来，在国民党的牢中，一切就都不成格局。这本，可算是不成格局中的一些破格出局的例外。——世之有感于父女之情、忧患之书者，必将啼笑以视斯文。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