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真的不值得留恋了。现在收到了我的信，她的心情也没有那么激烈了，于是决心再去寻找生活的光明。

    还有些跟我长期通信的朋友，使我感受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温暖。广东有一位研究生，长期跟我通信讨论金庸，每次厚厚地写有上万字，我们的通信如果出版，那就是一部现成的金学读物。一次我跟余杰、摩罗去广东演讲，这位朋友来与我相认，没想到是个女的，双方大笑了好久。她的名字很像男的，我一直以为是个男同学，信里还多次从“哥们”的角度流露了大男子主义的思想。

    有一位云南的老兵，当年打过印度的，多次写信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讲对毛主席的热爱，批评现在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来信中揭露各地腐败黑暗现象的很多，使我随时得知祖国的真实情况。一位犯人来信讲述了狱中的打人、贿赂和同性恋情况，这些我从小就知道。我帮不了他，只能寄给他一本我的书，勉励他忍受几年，把劳动权当锻炼，出狱后别再犯错误了。

    各地还有一些“狂人”，喜欢激烈地批评时政。几年前有位青年写了十万言的国策建议书，要我转给朱鎔基总理，我告诉他，我连朱大叔他们家住哪儿都不知道，没有办法给你“转朱阁”。还有些精神确实有问题的人，比如一个人说他总是听

    到奇怪的声音，有人迫害他。还有一位同时给许多教授学者写信，提些奇特的要求。有的要钱，有的要到家里来住，有的要求给介绍对象，有的要我给其孩子当家教，年薪20万。有一个村长推荐他儿子当作家，反复来信向我证明他儿子的能力，署名是全村16名文学爱好者。曾有一个好心人替我回了一些比较麻烦的信，可是回答得太认真了，几乎成了人家的精神导师。

    最令我感谢的是一些读者指出我书中的错字、谈话节目中的口误，以及告诫我为人处世要收敛锋芒、自我保护的那些非常善意的批评。曾有一个读者骂我对金庸的态度，说我误国误民，我反驳了他，后来在博客上看见一条评论，语气和措辞仿佛就是那位。

    我曾对学生说，不管科技如何发展，一定要坚持写信。不会写信只会上网和打电话的人，是真正的文盲。我此生写过的信大概超过一万封了，今后可能会少下去，更多的是电子邮件“伊卖儿”和手机短信。但正因如此，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皱皱巴巴的信封和信纸的、字迹深浅不一的、经过了许多邮递员接力的、充满了真诚的病句和朴拙的错字的来信，才更加珍贵了。我想不少学者、教师、作家都会经常收到读者来信的，我们回复不过来，有些捣乱的也不必回，但最好还是从百忙中选取一些值得回复的，答复人家几句吧。我们随便答复的几句话，也许会照亮一个孩子的一生，也许会安慰一个老者的孤寂，也许会挽救一颗破碎的心灵。世界我们救不了，就做点力所能及的功德吧。

    耳边厢秦琼唱道：“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众班头，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众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地球既然是一个村了，那天下读者就是街坊四邻了，吵吵闹闹，吹吹打打，哭哭笑笑，好不快活。中国人是最爱现世的，天堂虽好，怎奈俺，舍不得这人间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