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像都是属羊的。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看看王怜花写的武侠文字，那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我身在学院，写出来的东西难免有酸腐之气。其实我读武侠完全是受了小蔡清平徐卫曹永平他们的影响，今天看看王怜花的《江湖外史》，更感到他们是用一颗诗人的心去感悟武侠，他们是武侠的真正知音。

    我们班50多人里，有当年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9名，榜眼探花好几吨。但最有才华的一些同学并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仅就我们宿舍来说，像四川状元徐永、苏州老东西清平、天津才子小文，还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阿忆，再加上这个诗酒风流的王怜花，假如他们都读了硕士博士，那我孔庆东到北大门口修理自行车，并不是过分谦虚的笑话。

    《江湖外史》的衬里，写着“本书献给蔡花花小姐”——那是小蔡的宝贝女儿。我早说过，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