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中心、杂交混合。”当欧式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东方成为文学的中心类型后，欧洲人放心地撤走了总督和驻军，因为离开殖民主义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东方人已经根本找不到第二种生存。

    民族主义在战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两难困境，即越是实现自我便越是迷失自我。最优秀的民族主义学者一般都要操两套以上差别很大的语言，这导致他们拥有两套以上的修辞体系和思维模式。民族主义作家逐渐采用了殖民主义的文类范畴，如冒险故事，拯救故事，忏悔故事等。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殖民主义的厅堂里获得了席位，如果他们附带有较多的“本土情结”，那就会得分更高。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西方思维模式的中心地位，相反，它使西方模式更坚信可以通过永恒的自我复制存在下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现代主义表现出来的西方自身的变革焦虑，到了战后，却借助民族主义的崛起而涣然冰释。西方现在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东方正像日益加速绝种的生物一样急剧萎缩，全世界都将变成西方，如南迪（AshisNandy）所云，西方“到处都是，不仅在西方内部，而且也在它的外部：在结构之中，在思想之中。”西方将会由于失去了整容的镜子而不得不进入自己的风烛残年。

    民族主义的历程是充满佯谬和辛酸的。他们终将发现，不论本土化还是世界化，都是一场幻梦。独立与革命，都是一次愉快或痛快的自我丧失。但是民族主义在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的过程中，却在最后一刻发现了一抹再生的曙光，那就是殖民主义毁灭的是真正的自我，而民族主义毁灭的是一个模仿体，是一个假我，或者说，毁灭的是一个文本。文本的毁灭只是一种世界排列组合方式的毁灭，世界有可能依靠其他的排列组合方式再生。用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言壮语，可以表达为：“被压迫者失去的只是文本，他们得到的将是另一个新世界。”

    然而，由模仿而解放毕竟只是一个假设。模仿所具有的颠覆性业已为文学史和文化史所证明，但颠覆之后是不是解放则未可知。纯粹由模仿构成的文本想必是不存在的，后殖民文本所具有的那些原创性的因素往往被后殖民批评所忽略。博埃默意识到自己的著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帝国的味道”，他似乎比较乐观看到后殖民写作的成熟，这不禁使人又凭添了一道疑虑：倘若解放本身也是模仿的，人类将何处逃逸？

    或许模仿本身便是解放。艺术的本质，人性的本质，本来就是模仿。

    （本文不仅是一篇书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