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们对保姆、阿姨，对奶奶。姥姥的感情远胜过父母。有时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赶出家门。也有些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这些人后来不少得益匪浅：“文革”中父母受牵连的，孩子却让好心的保姆带回家中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抚养长大。

    二姨对我的宠爱使她盲目，对我的一切缺点视而不见，总觉得天底下谁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炼当然也挺棒，但说来说去，最聪明最漂亮心肠最好的是我，永远是我。我的一切所为，无一不使二姨容光焕发地为我骄傲。据她说，我记事特早。可这些早年的记忆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悬浮在我的脑海中，像散落的岛屿，其间联系被忘泉之水淹没，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为我补充并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凉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闪现的是我们在伯尔尼的公寓。晨光透过大扇的玻璃门窗长驱直入，我一睁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温馨。见我醒来，二姨脸上绽开温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层层细密的鱼尾纹。我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去附近的法国面包房买我爱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门那短短几分钟是我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我想方设法找地方藏起来，藏在衣柜里、阳台上或哪扇门后，等着二姨回家把我找出来。剩下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虽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绕着房间跑的小火车……，但问题是没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时间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邻居，但我父母从不和他们来往。是外事纪律不允许，还是当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总之我童年几乎没有朋友。于是，孤独的种子早早在我心里生了根，日后那幼苗破土而出，长势凶猛，任我怎样奋力锄砍仍枝繁叶茂，终成参天大树。多少年，我曾为此烦恼、自责。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树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绿荫下逍遥自得，修身养性，远离尘世的去来纷争，忘却那错综复杂的人情恩怨。

    其实撇开孤独不论，我的童年不可谓不快乐。父母和二姨都爱我，我也爱他们，特别是二姨。那时二姨已年近半百，鬓边有几缕银丝夹杂在满头黑发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边瞧她梳头、抹头油，她的头油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头油她便开始盘头，发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个细细的小网，看着真是又典雅，又古朴。二姨说，自打她出嫁，她就梳这样的发式，已经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着也很传统。在我记忆中，似乎总是一袭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