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奶奶讲述的往事忘怀这点便可看出，其实我对奶奶的依恋程度比我以前愿意承认的要来得深。我是她唯一的孙女，她给我讲的陈年旧事，比给家里男孩们讲的要多得多。

    在一般人看来，奶奶在旧时代的生活堪称优裕。她未嫁时，祖上有权有势；出嫁后，夫家又数京城首富之一。但我知道，她的生活并不真像外人想象得那么潇洒，由于世事变迁，时局动荡，加上她又是女儿身，她的生活也有着道不完的艰辛。

    奶奶年轻时，到过中国不少地方，那是她的韶华好时光。20世纪初叶，奶奶的父亲沾得祖上福荫，出任官职。他先在湖南一带做一小官，几年后准升为贵州的桌司，又称桌台，算是省里的第三号人物，像他的父亲一样，也主理刑法。

    他的妻子儿女于是随他一起南下。开始乘的是官舟，在大运河航行，其后又换乘带蓬的马车。一路上的风土人情都让奶奶陶醉：桃花流水的沉江春色，奇特难懂的各地方言，独具特色的湘川菜肴，五光十色的异族风情，还有就是农民的辛苦劳作，特别是南方妇女的聪明能干，她们不但下田干最繁重的体力活儿，还得编席织布，养猪喂鸡，生儿育女……

    奶奶在旅途见的世面使她有别于其他大家闺秀，那些小姐们一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从四德的古训让她们不敢正眼看陌生人，守身如玉。再加上一般女子从五六岁起开始缠足，更使她们身心俱伤，一如鸟儿折断了翅膀。

    奶奶幸运地逃过了缠足这一关：旗人虽对汉文化推崇备至，对“三寸金莲”却一向不以为然。不少老北京都觉得旗人中女人比男人更有心计，有手段。最突出的例子是慈禧太后，她几十年玩弄整个国家于她的股掌之中。也就在她统治之下，大清帝国日薄西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奶奶的父亲失了官，举家又迁回北京。他们在京城安顿下来才发现改朝换代了，大清帝国土崩瓦解，旗人的权势也尽付东流。他们统治了中国267年，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可怜的少数民族，受到四周千百万汉人的唾恨。

    革命之后，清朝的贵族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他们的钱财成了无源之水，很快用干了。很多人不敢去想将来，将来是万丈深渊，等着吞噬他们。奶奶就在那些年里嫁给了我的爷爷。此后，奶奶从不向人言及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她那个时代的人不作兴谈论这类事。但事实却摆在那儿：我爷爷是个商人，旧中国，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而且他还不是旗人，祖上也没有任何贵族血统。他生于山东诸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幼年失其估恃，在故乡存身不得，只好像别人一样闯关东，寻求发财机遇。

    到了东北，幸运之神果然降临。他认了一位跟他一点儿亲戚关系都扯不上的中年穷汉子作义父，两人联手做生意，十年荏苒，父子俩居然赚了大钱，在京城购房置业。他们究竟靠的什么发迹？这在我家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两位老人对此缄口不言。这使得我父亲一辈人相当好奇，常在老人背后议论猜测，但直到我祖父1953年去世，也没给后人在这方面留下半点线索。

    有时我忍不住任想象驰骋，想到半夜三更血淋淋的谋杀，或动刀动枪打劫了一座金矿，否则为什么两位老人对自己创业发家的故事要如此守口如瓶？但姑姑不同意我的猜测，她认为他们俩准是开了家餐馆或裁缝铺，她这么说是因为我的曾祖精通厨艺，对服装也在行。他们不提旧事也许是因为从前这都是些下九流的职业，若传出去，下人们短不了有许多闲话，而京城的达官显富则可能从此不再和他们交往。

    且不管爷爷靠什么起家，他和奶奶不般配仍是显而易见的。奶奶是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爷爷则一介村夫，目不识丁，脾气火爆。奶奶嫁给他若非为了钱财，断无其它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