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遭日军疯狂扫荡的晋察冀。那里一方面鬼子兵烧杀抢掠，一方面八路军游击队坚予还击。战火中一批批人倒下，但更多的人自愿参加抵抗队伍，其中不乏像父亲那样的大学生。

    父亲到晋察冀时生活条件恶劣到了极点。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1942年冬，这个地区所有房子的门窗都被烧光，夜间的气温降至零下10度甚至20度，山风呼啸，战士们打的草帘实难御寒。当时莫道没有煤炭取暖，连冬衣棉鞋都很难得。食物奇缺，士兵村民时靠糠麸野菜度日。上乘的美味窝窝头、贴饼子，白面和青菜根本见不到，连盐也非常紧缺。

    另外由于日军封锁，这一地区极度缺医少药，有时受伤的士兵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再加上伤寒、天花、感冒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及时的药物治疗而丧生。

    父亲在北京时清楚这种情况，他有位朋友是地下党。父亲离开北京时，不动声色地采购了当时根据地亟需的大量药品。这些药品在北京被日本人控制得非常严，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父亲既有祖父的大笔银子和生意关系可资利用，把清单上的药品买全倒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带着这些禁运的药品穿过日军封锁线。此举万分危险，鬼子、汉奸屡屡在火车上搜查乘客的行李，若药品被发现，父亲便会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场平地风波，行至中途，联络人之一突然被捕。由于一路上都是单线联系，出现这种情况，父亲他们就不知如何才能和下一个地下党人接上头。他们几个外来人又不敢在当地久留，怕被汉奸发现告密，于是前功尽弃，只得折回北京从头开始。

    历尽千难万险，父亲终于带了所有的药品到达晋察冀，二话不说他把药品悉数捐给了当地政府。正是这些药物雪中送炭，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为此父亲受到嘉奖，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第一次立功受奖。

    其后父亲进入抗大分校——华北联大学习。数月之后，父亲自己也染上了伤寒，差一点不治。

    这个时候，父亲带来的药已经罄尽，他只能以自身的力量与病魔抗争。许多天他倒在床上，持续高烧，粒米不进，剧痛搅得他五脏六腑都错了位。他能活下来不啻为奇迹。等他终于离开病榻，移步户外的阳光下，已是形销骨立，衰如槁草，一阵山风都能将他吹倒。

    一天他问别人借来一面镜子，镜中的形象使他大吃一惊。这一病，他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顶都快秃了。两只眼睛深陷成两个黑洞。皮肤又干又黄，脸上皱褶横生，像劳作一世的老农。这副模样，谁能认出他就是不久前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位英俊潇洒的达西先生呢。

    当时根据地有位导演一眼相中了父亲气质不凡，他要父亲在话剧中扮演达西先生一角，父亲被他的约请逗乐了，声明他这辈子从未上过舞台。导演说这不打紧，演就是了，于是父亲就扮了一回傲慢的达西先生。

    据父亲说尽管他毫无演技，他们的话剧在当地还是引起不小的轰动。农民们即使看得一头雾水，也还是非常喜欢，倾村而出。他们只觉得话剧这种东西奇怪又好玩，父亲说，我们扮演的英国绅士淑女个个都很滑稽。

    父亲康复后被派去延安工作。40年代初，延安地区外语人才不多。晋察冀的领导发现父亲英语不错，还懂一点法语，便立即送他上延安当翻译。因此整个战争时期父亲的从军徒有虚名，他始终就没向敌人发射过一枪一弹。

    至于和他一起的同学，有些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有些则留在农村打游击——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都由党组织来决定。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对这些安排并无二话，他们在入党时曾宣过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

    父亲入党不算，连名带姓都改了。他原名刘炽昌，跟祖父姓，名字也是他祖父给起的。一到太行山革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