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式买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平日见到的国营商店都是明码标价，而这里则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且二姨对农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们倒似乎越开心。有时二姨会说：“拉倒吧，你开的价儿这么离谱，我不买了！不买了！”而对方也就作些让步，于是成交。争归争，不伤和气，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桩生意。

    我们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长的一段路。尽管我浑身透湿，却不敢放慢脚步。二姨见状，便说真高兴看我长大，成了她的好帮手。走着走着，她又叮咛不让我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话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然不会告发她，给她惹麻烦，她是为我们全家着想，甘愿冒这个险。我已经10岁了，这些事儿岂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为了面上的原因，他们还是得对二姨表明立场，指出买黑市米是非法的。作为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不赞成这类行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二姨申辩，“觉悟不高，也不怕犯错误，反正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炼吃不饱。再说了，现在机关好多人家都从农民那儿买米，领导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这倒是实话，我父母此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我们的定量一到快用完，二姨和我便又在天黑时溜出去找农民。父母只是每月多给二姨些钱，对钱的去向则不加闻问。二姨也不报帐，彼此心照不宣。

    有时二姨会起个大早，挎上竹篮出门，我知道她是去大石桥买回鸡腿。60年代大院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荷塘，无数青蛙在这些池塘里安家。早春时节，我最爱看小蝌蚪在清澈的溪流中穿梭。一连几天它们都一个模样，突然有一个早上它们的身上长出四条小腿，皮肤也由黑而绿，变作了可爱的小青蛙，蹦蹦跳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开去，一路狐狐唱着歌。

    星光夏夜，青蛙们在水田这个如沸如羹的露天剧场大显身手。清凉的微风裹着稻香和荷香，将蛙鸣送出很远很远。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侧耳倾听，月亮也从柳树梢后渐渐探出头来，小草挂了感怀的泪珠。夜复一夜，我就在这既嘈杂又平和的催眠曲中入睡。

    如果说1958年北京的鸟儿绝了踪迹，那么饥荒岁月青蛙也跟着遇了大劫。农民的孩子每个晚上都带了钓竿捕捉这些小歌手。日出前，它们从竹编的囚牢中被拎出来活活剥去皮，在溪中冲洗一下，然后用竹签串起。顾客陆续登门，很多是像二姨那样的老太太。五只一串的田鸡约卖两元，相当北京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工资。

    买卖有利可图，露天剧院日渐空旷。夜间，零星的几声蛙鸣令人感怀此地昔日的繁华。不过坦白地说，那几年一见到二姨提落着一包滴血的荷叶回来，我的兴奋远远盖过了怜恤。桌上到底有一盘美味佳肴了，那可是肉类！吃的时候，我不但大嚼其肉，连小骨头都不放过。

    困难时期，二姨除了四处发掘购买食物的途径，还自己动手养鸡、种自留地。这使她变得忙碌不堪，连读书识字也让了位。有父亲和我做帮手，二姨在大院内开了两块荒地，加起来不到半亩，周围竖起栅栏，与邻家的神圣领土秋毫无犯。接着我们便讨论地里该种点什么。二姨决定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且无病害。玉米抽芽后，她又在垅间点下豆子，以期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豆子也长起来，二姨更是闲不住，每天施肥灌溉，兼看青防盗。

    离我们地块不远是一排用残砖破瓦和油毛毡搭成的鸡舍，其中有一小间是我们的。看守这些能飞会跑的家禽比看庄稼又要难上一层。有天一只名叫风头的芦花母鸡不见了，二姨和我满大院寻找，“咕咕哒，咕咕哒，”二姨直喊得声嘶力竭，就是听不到半点儿回应。

    二姨很是惴惴不安。搜索了3个小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