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拿到溪边，将它们一件件浸湿，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铺开，用木样轻轻地敲打。溪水潺潺流过石面，摇动衣杉，漂净浮尘汗渍。不用“洋肥皂”，也没有怪味儿，衣服洗净后在太阳下晾干，闻上去一股太阳的香味。对二姨来说，这样洗出来的衣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姨的怀旧，并未使她忘记严酷的现实。而我也正是从二姨的故事里，最先了解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这比后来一度风行中国的“忆苦会”要有效得多。面对那些捶胸顿足的人，我总感到别扭压抑。二姨讲她的身世时，却是平平淡淡的，讲的人，听的人，都自自然然进入角色，我不必装出一副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的样子。

    二姨说，对她而言，北京的冬夜寒冷而漫长。蒙古吹来的西北风，呼号着在人们的屋顶掠过，穿透了薄纸糊的窗户，从木门的缝隙长驱直入。二姨有时为了赶活儿，不得不做到深夜。油灯黯淡的光嗦嗦发抖，炉子剩的一点儿余火眼看就要熄灭，二姨的十指冻得僵硬，双脚像两个冰索。她低头干得太久，肩膀和脖子热辣辣地发疼，但她连揉一把或动弹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夏天也一样难捱。手上出的汗弄得针涩涩的，干活速度要慢下好多来。二姨的货要交不及了，每晚邻居在院子里乘凉，她只能在油灯下苦干。月亮升上枣树稍儿，外面夜已凉了，但屋里仍像大蒸笼似的懊热难当。二姨身边放着一把大葵扇，可她又哪里腾得出手来扇上一把呢？

    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