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不管？为什么非得让他辍学呢？但靳说这事他爸爸已经决定，明天起他就不来上课了。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也没给我或其他同学留下地址，从此便断了联系。

    班上其余的学生照旧上课。一零一中的课程与外校无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有，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我们呼吸着它。它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浸透我们的潜意识。要说明这一点，也许我得先从我们的校名谈起。

    一零一这个数字是校长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长年届70，向来备受学生爱戴。（其它学校可没这个特权，它们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长选这个数字，我听说，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即使我们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得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一零一的由来。

    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一零一中视察。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上学时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远新却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学，后来“文革”期间毛远新与“四人帮”联手，弄得身败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们却为有他这样的校友而着实得意了一阵。我们学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词，当时郭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张名人录还可以接着往下开很长，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在我日间醒着的时候，我深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庆幸。但在睡梦中，我却常为同一个梦所苦恼：一开始，我无忧无虑地飞跑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四面鲜花似锦，绿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脚离地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重力，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飘浮起来，飘到有两人多高。我怕极了，全身绷紧，幸好此时我上升的势头减缓，有一两秒钟我悬在半空，然后开始下坠。

    我的脚才刚一踏到地，反弹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这次我升至一棵大树树梢之上，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吊在那里。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