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我思想负担越来越重，我开始后悔来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读书。如果要转学的话，附近的清华附中是一个选择。也许他们不这么强调劳动课和思想改造？我偷偷盘算着下次升学考试我得考清华附中，这样我最终可以就读清华大学，成为一名女科学家。

    在一零一中我不但对自己不满，对父母也不满。过去我对父亲十分崇敬，因为他是一位老革命，现在我觉得他有点儿莫名其妙。60年代初，他突然决定不再当官，而坚持要改当一名教师。对他这么个老同志来说，这样的选择令人费解。部里的领导定然颇为不快，能够想象他们对他的议论：“这位老同志的革命热情衰退了，”“咳，他原本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在大学又受了西方思潮的毒害。”过没多久，他们就放他走了。

    父亲于是转到了国际关系学院教书。开始想让他当教务长，他亦坚辞了，因为他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员。最后他真的遂了心愿，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

    而母亲呢，中国的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新社会居然还那么管用，她很快也调到国际关系学院教起了英语。随后，我们搬出了机关大院，这使我伤心了好一阵：我很怀念那儿舒适的房子和我的朋友，没了通行证，星期六晚上就再不能去大礼堂看戏看电影了。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和父母之间有些事是不谈的，这便是一例。

    按规定我仍算是干部子弟，父亲1949年以前的经济来源决定了我的出身。但自从父母做了教师，我每逢说起自己是干部子弟时便多少有点儿中气不足。当然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些，我也懒得跟同学说父母换了工作。然而，我在学校里却越来越感到孤独。我的周围多的是血统纯正、意气风发的高干子弟，在他们中间，我难免有一种“鱼目混珠”的自卑。我暗暗地怨父母，怨自己，更不想呆在一零一中了。

    我的一些同学对此有所觉察。他们开玩笑说我成了老师的先行官，每天早上我总是在第二遍铃声响前一二分钟进教室，下午一放学，我跳上自行车便冲回家。不论是春天的风沙或是夏天的雷雨，都阻挡不了我回家的热情。冬天我滑倒在冰上，也心甘情愿：我只庆幸自己不是一个住读生，可以天天回家。住读真是太没劲了，和另外五个学生同住一间寝室，一天24小时，都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而我呢，回家后关起门来还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可以随心所欲做爱做的事。当时有两件事让我念兹在兹：看书和做我的英雄梦。

    10岁起我便对读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我只重情节，而跳过难懂的字和大段的景物描写。父母的藏书相当可观，我先从中文小说看起，《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火种》、《铁道游击队》、《桐江风雨》、《小城春秋》。《平原枪声》、《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听听书名就知道，都是60年代流行的革命小说。这些书成了我们那代人的精神食粮，给我们的幻想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底色。除了读小说，我还翻看父母书房里的回忆录。人物传记等，有写红军战士或地下工作者的，也有领袖人物、革命烈士留下的遗著，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看完这一轮，我就开始借翻译的外国小说来看。我父母收藏的多是些英文或法文的原版书，我当时自然看不懂，后来我的外语水平提高了，书却早在文革爆发时就让母亲论斤卖给了废品站。

    我当时读的外国小说中，最喜爱的有、、、、、、《上尉的女儿》、、、、《密西西比河上》、儒勒·凡尔纳的所有科幻小说和柯南·道尔的全部侦探小说，外加整套的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悲剧等等。这个书单不仅反映我读闲书的趣味，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能买到些什么书。

    我读中学那会儿，北京所有的图书馆都不开架，学生没法自己先浏览想要借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