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铁饭碗真那么结实么？未必。在某些情况下，铁饭碗也会砸烂，或应该说也会给端走。

    比如说1959年饥荒席卷中国，北大荒农场所有的女职工都奉命辞退工作，“减轻国家负担”。当时上面对她们说只要形势一有好转，就立刻招回她们，于是女工都同意了。其实同意不同意，只要你是女的，也无计可施。第二年饥荒仍然持续，但过了第三年，形势好转了，女工复职的事却再也无人提起。原来领导早就觉得女职工是个负担，自然灾害成了个让她们离职的借口。就这样，妇女的地位从原来的农场职工变成了家属。作为家属，她们只能做临时工。于同样的活儿，工资却只能拿28元一个月。她们还没有劳保，不能报医疗费，不能享受带薪产假，也不可能指望加工资。这个地区约有10多万这样的妇女，我们来的时候她们对当地干部怨气冲天。

    除了妇女，另一批被称为盲流的人地位也比较低下。盲流指的是在三年饥饿时期从家乡出来逃荒的。他们来到北大荒，开始做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挣的钱比妇女还要少。即便如此，他们有口饭吃，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几年后饥荒过去，盲流从原籍拿到户口。男性盲流造册成了农场职工，女性盲流便依旧例作了家属。他们于是定居下来，凉水泉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家庭原来是盲流。

    花儿的家庭就是这样，她比我小1岁，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年方十六，干农活已是的一把好手。她长得结实，干活却十分灵巧，弯下腰来用一把锋利的小镰刀左一下右一下地割麦子，动作娴熟而有韵律，看上去跟玩儿似的。她一阵风般就割到前面去了，刚开始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她。

    3个月后，我的身体逐渐适应了体力活儿，到了割豆于时，我咬紧牙关，决定跟花儿比个高低。4个小时下来，我们几乎同时割完了长长的一条垄。花儿直起腰来，用手擦去额头的汗，冲我笑了。我也咧着嘴还她一个微笑，尽管我的腰像已经断成了十八截。打这以后，我们肩并肩在地里干活，成了一对好朋友。

    既是伙伴，我便也常常上她家去玩儿。我喜欢她家的每一个人。她父亲老季是个能工巧匠，会于木工活儿，也会于瓦工活儿。她母亲，我们管她叫季大娘，虽不识字，心地却极为善良。旧社会他俩都是苦出身。花儿的弟弟那时还很小。

    后来我听村里人传说老季在他家乡山东曾当过党支部书记。我几乎不相信这一传闻，党员身分在1968年是一种殊荣。我做梦都想入党，但我知道自己不够格儿。若是党支书，那更是村里的一把手！老季怎么肯放弃这一切的一切，跑到北大荒来当个盲流呢？这实在令我百思不解！

    我带着这个疑团问花儿，开始她支支吾吾，避而不答。但我穷追不舍，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她最后还是说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她家乡很多人饿死了，包括她的祖母、一个小姨、还有她的堂兄妹。他们吃完了第二春的粮种，吃了家里的老黄狗、小花猫，然后吃树皮，树也死了，最后挖草根吃。还活着的人只能外出逃荒，但上头又有指示，不准逃荒。留下来无疑是死路一条，不管是党支书还是普通老百姓，要活下去，必须走。于是他们来到北大荒，至少这儿能填饱肚子。

    这段故事令我更加难置信！我甚至为她的故事夜不成寐：直到那时，我对政府文件和报纸上的宣传从未产生过怀疑，报上说饥荒时期中国没有饿死过一个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我父母和其他身居京城的人也都相信这种说法。现在突然花儿告诉我，饥荒时期她的家乡饿死好多人，其中就有她自己家的亲人！这两种说法互相抵触、矛盾，不能并存，必有一方在说谎，那么骗人的是党还是花儿？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花儿说的是实话。她父母又不是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