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药液完全推进去，猪感到疼后会踢腾起来。经过一番实践，我们做这活儿完全得心应手了。而后，陈又教我们施行手术，如治疗脓疮。疝气，阉割仔猪。这些活儿中，要数阉割母猪仔的手术最棘手：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在一头吱哇乱动的小母猪肚子上恰到好处地切入，刀口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这样在刀口处使点劲，卵巢和输卵管就跑了出来，然后在血流如注中将这些东西去除干净，再一针针把刀口缝合起来。整个过程不用麻药。

    出起差错会很致命，第一次动这个手术我就失败了，不知是割得太深还是割得位置偏了，我一刀下去，血便狂喷出来，一两分钟，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头肥嘟嘟的小猪就在我手中一命呜呼了。我浑身发抖，不知所措，告诉陈我不干了。但陈说谁干这第一回都难保不弄死一两头猪，“别灰心，再试一次！”

    我哆哆嗦嗦又抓起另一头猪。陈站在我后边，右手有力而准确地把着我的手，一直做到手术结束。袁则死命压住挣扎的小猪。这次手术很成功。我们直起腰来，我不由得对陈发出会心的微笑。3个人此刻的模样定然颇滑稽：一头一脑的汗，眼睛亮闪闪，乐不可支的样子，手上血淋淋的，像刚参与了一场凶杀案。

    然后轮到袁操刀，又一头小猪的灾难降临。但一次次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信心也越来越强，到后来我们做的手术与陈做的难分仲伯。听说单是这一技傍身，在中国农村的任何一地我都可以生活得像模像样。

    随后几年中，有大量知青从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青岛等地来到这儿。1969年，村里的知青人数超过200人。其中有八九个人和几个本地女孩经常在猪号干活。如果陈喜欢炫耀，教年轻人活计，为什么他从没教其他人，而独独教袁和我？我们不在同一个政治阵营中，还准备把他拉下马，他该心中有数的。难道他知根知底还诚心教我们手艺？还是完全蒙在鼓里呢？他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用心呢？一个人就是一团谜。有时阶级分析也分析不出来。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一定能用政治立场来解释。我应该憎恨老陈亦或感激他？我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