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车破旧，路颠簸。到得县城，我还得坐“二等”，即雇个人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再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到村里，发现父母的模样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父亲像个在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农，皮肤黧黑，人精瘦，留一板刷头，皱纹爬满了前额。一件发了灰的白汗衫，外加一条短裤和一双黑布老头鞋。这绝对不是我记忆中的身为外交官和学者的父亲。但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干的是农活，政府每月还付他近200元的工资。当地农民一天的工分才8分钱，即使每月干足31天，也不过挣不到2块5毛钱，所以那时农民都欠生产队不少钱。

    母亲的变化更大。过去人人都说她比实际年龄小10岁，她本身段苗条，烫一头卷发，脸颊红润，考究的衣着，配上精心挑选的饰物挂件……现在这一切都去影无踪。3年时间，母亲变得像一个十足的“黄脸婆”，45岁的年纪，看上去快60了。她的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脸肿肿的，嘴唇发紫……我见母亲这般模样着实大吃一惊。

    “究竟什么事使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我忍不住想问，但我若真个动问，母亲一定不高兴。我只好东猜西猜：因为高血压，或是更年期，或是近期在腿上开刀，割了一个瘤于，听说她还崴了脚……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尚未诊断出来？村里又没有医生，她恐怕很难适应艰苦的农活。但依她要强的性格，这些她都不会承认的。也许还有其它原因：家人天各一方，诸事都艰难。

    搬家以及维持一家三地的日用开支，母亲卖了她的几件首饰。最后连镶有钻石的结婚戒子也卖了。二姨知道这件事，偷偷告诉了我，“文革”来临时，二姨为她保管这些东西。戒指在一家二手店只卖了100元，“简直像抢一样。”二姨看不过眼，愤愤地说。但母亲还是把它卖了，因为她刚接到我的一封信，信里说我需要一件羊皮大衣。

    母亲在回信中没有提过戒指的事，但她详细描述了买这件大衣的壮举。头天晚上，她在二姨家用几把椅子拼在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5点她便搭头班车去东四的人民商场。母亲到商场门口刚6点，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了。母亲暗自叨念，希望商店那天有几件羊皮大衣出售，而且前边排队的人都是买其它东西的。1968年，几十万北京知青奔赴东北、西北和内蒙古，这些地方都极其寒冷，一时间，人人都需要大衣，越厚越好。结果羊皮大衣脱销，在北京所有商店里都难觅踪影。

    7点后，等的人越来越多，队开始乱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在大门前胸贴着背。8点整，门开了，母亲跟在别人后边一直朝店里跑，来到出售大衣的柜台。她一眼看到柜台后挂着几件羊皮大衣！太棒了！母亲急奔过去，拉下一件看上去最厚的，双臂紧紧抱着。其他人也迫不及待地搂住一件，他们都是家长，每个人都抱着一件大衣，仿佛抱着的是千里之外在寒风中冻得发抖的他们心爱的孩子。母亲高高兴兴付了钱，大概85元，像刚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凯旋的将军。

    如果母亲1968年时是为我操心，后来她对小炼和小跃则更加牵肠挂肚。但是她和父亲“学习”的五七于校规矩森严：除非奔家人的丧事，任何人不得离开村里。1970年母亲甚至没机会在她父亲弥留之际见他最后一面。

    我从村里回来在北京探望了外祖母，听她数落母亲：“她怎么这么没有心肝？你知道你外公最喜欢她，把她当掌上明珠，送她进上海最贵的中西女子中学，又送她上全国最好的燕京大学。你外公1949年没跟公司迁去香港，提早退了休，也是因你母亲一句话，说他应该留下来。后来我们又从上海搬来北京，就想离她近一点。到了他临终前，想见你母亲最后一面，拍了一个、两个、三个电报，可她总也不露面！她难道要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