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出风头。我不在乎默默无闻地生活，一片绿叶至少头顶一方蓝天，日见阳光，夜享月华，风雨滋润，吾心平矣。但是我再不想做一块基石了：被埋入深深的泥土中，任人在我身上肆意践踏，一辈子承载着大厦的巨重，不见天日，不闻声息，永无出头之时。这不叫生活，这样的生活生不如死！

    不管情不情愿，我已经没有选择。我把户口迁来这里，便把自己交给了当地领导。平等？这个词依旧动听，若他们不赐予你平等的权利，你又能拿他们怎样？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便成为“劳力者”，而他们则是“劳心者”，他们可以视我们如草芥，如马牛。我们既是自愿牺牲，只好吞下这苦果。

    我真是自作自受，一头扎进这泥潭，还自我感觉良好。理想主义，无知与虚荣，我为这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次，我一定三思而行，但对我来说，今生今世，究竟还有没有下次？！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句俗语描述古代女子失身的痛苦，任何作为，甚至自杀，都不能稍赎她的罪愆，改变公众舆论。谁曾想时至1972年，这种海洋一样深广的追悔之情竟将我淹没，白日它似块垒郁积在我的胸中，晚上睡觉时我辗转难眠，想的就是那句老话。这时我只能私下揣度别的知青是怎样看待自己前途的。在公开场合，所有的人都宣称要一辈子扎根北大荒，当时谁不唱此高调肯定会受批评，被打人另册。但“九一三”之后，“8只快乐的大苍蝇”很快飞走了7只，只有文还在，成了一零一中留下的唯一男生。

    其他人和文不一样，他们有父母的高干背景。即使他们的父母有些尚未平反，总还是有几位老战友不那么势利，愿意雪中送炭，助一臂之力的。这7个人都是先以探亲或探病的名义请假回家，后来他们就在其它地方参了军，一来二去他们的户口也就从36团调去了新的部队。再过几年，他们复员后，户口就能迁回北京，政策规定复员军人的户口可以迁回原籍。私下里，我真羡慕他们！他们用的办法叫“曲线返城”，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的父母在部队得有“铁哥儿们”，这些人有权为战友的孩子开后门；其二，这个知青还得是位男性，部队女兵的名额太有限。

    我该怎么办？我既不是男生，父母又没有朋友在部队，我真是一筹莫展。袁，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比我有心计得多。她的父亲参加过长征，但即使是他也没办法把袁直接弄进部队，于是袁走了另一条路，后来证明反而是一条捷径，使她一步到位地回了北京。

    想不到袁居然有这样的政治手腕，实非那时的我所能企及。袁见凉水泉大多数的党员仍是赵的心腹死党，就率先提出为赵平反，这一来，当地的党员对她马上就有了好感。她不管老百姓的反应，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袁从一开始对这点就看了个真切。

    不久她就成为知青中发展的第一名党员，此后她工作越发积极，信誓旦旦要在北大荒扎根一辈子。她向革命先烈起誓，泪花闪闪，慷慨激昂，我不由深受感动，自叹弗女口。

    后来她被当地党组织推荐上大学，说是说贫下中农推荐，尽管贫下中农在这件事中完全没有发言权。上的还不是一般学校，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其他被推荐的人则只能上本省的农学院，或是冶金机械之类的学院。当时我想袁的运气真是没话说，她曾告诉过我她中学起就梦想进外语学院，将来当一名外交家。现在她美梦成真了。

    直到袁离村几个月后，我才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这一切与运气全然无涉。袁和她父亲一手策划操办了整件事：就在袁指天划地发誓扎根北大荒时，她父亲已经忙着为她四处穿梭活动了。时机掐得正准，天衣无缝。关系网一铺开，水到渠成。听到这些，我郁闷了好一阵，没法相信袁竞能这样欺骗她“最好的朋友”。我鄙视她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