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现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儿去呢？瞧瞧我自己！为了达到目的，我什么卑劣的事不愿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诚，愤怒或喜悦，什么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语，送礼行贿。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料到日后我会变得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当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当我为学到这可恨的逢场作戏的“知识”而暗暗得意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我的纯真，失去了二姨教给我的志气。我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我变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想回头都不容易。如果说这是我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进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真有些不值得。然而如果社会就是一口大染缸，谁又能披一身白纱从里面走出来呢？

    半个月过去了，我即将永远告别凉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头掠过一种莫名的留恋。我会一连数小时四处漫步，试图把这儿的一草一木刻在记忆中。朋友们则没这么好的心境，他们讨厌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坚决不谈朋友。丽雅爱上了一个上海小伙子，他们相爱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大学才分手。

    方有时和我一起散步。她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上海郊区崇明县的一个农民结婚。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调回上海。但崇明毕竟不是上海，方又不愿和一个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左右盘算，究竟是留在这儿还是嫁陌生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我认为她既然声称不再会爱上这儿的任何人，莫若横下心来选择后者赌一赌。她果然这么做了。

    方的户口于是转到了崇明，后来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80年代她给我来信，说她这辈子陷于这样的婚姻，做这么一份工作，再无其它奢望，唯一的想头就是将来儿子会有出息，过得好些。我读了信，不由责备自己为最好的朋友出了个馊主意，谁料得到3年之后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许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个心爱的人。

    我的男朋友周对我的一去不复返又能说什么？他说他为我高兴，也许是真心的，也许不是。怎么说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彼此的爱与不爱也无所谓。俗话说“情势比人强”，我们所处的情势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只能是当地人说的“谎花儿”，鲜艳一时，不久就被风雨无情地吹落，结不出一点儿果实。

    其实凉水泉大部分知青的爱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终。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土崩瓦解。恋人们挥泪道别，劳燕分飞。即使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最后也分道扬镳。有些人进了大学，其他的做了工人、营业员，或干脆在家待业。在农村，我们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运，回到城里，便高低立现。

    周在我离开凉水泉后一年后和香结了婚。知青回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