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在于经过“文革”，虽然有些前门还是开着，但更多场合，如果没有关系，合理的请求一样石沉大海。

    为此，我深知只要还在中国，就逃脱不了后门交易。每次事到临头，不期而然准要这么做。比如叔叔从盐场平反回来，没有工作单位，有一个研究所愿意要他，但那年招人的指标用完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这个忙。我知道这个忙还是可以帮到的，而且我觉得经过这22年的磨难，他应该得到些补偿，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再说他是我的叔叔，奶奶说过了，我会帮他的。她料事如神，我的确帮了他，然而我内心难耐困惑。

    是不是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择手段呢？我想过去母亲帮我的时候一定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她的一生都忠于党，信奉共产主义，而另一方面，她又放不下她的女儿。她知道如果她不帮我，没人会来帮我，我会长年陷在北大荒，也许还会惨遭不测……但她对她的所作所为又不能完全释然。难怪那些日子里，她只和我讨论“战略战术”，而极力回避她在道德上所面临的两难之境。

    现在我迈出国门，终于可以和后门交易作别，我深深舒了口气。真怕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我会不能自拔，丧失最后一分是非观念。从此我可以凭真才实学和别人公平地竞争，那种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胜了，充溢的是成功的喜悦而非内疚；如果败下阵来，我会在下一轮加倍努力，而不会怨天尤人。我知道美国竞争之激烈，再没铁饭碗可捧。而且这次我是单枪匹马出国门，不像30年前我离开中国时，二姨抱着我，父亲在我身边。

    飞机即将带我横跨大洋，送我踏上新大陆。登机时，我口袋里只有50美元，这还是向人借的。但我并不贫穷，我随身带着继承来的一大笔财富：二姨的志气，奶奶的天目，母亲的精力和急智，父亲的达观和胸怀，还有我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桩桩件件，日积月累，成了我的内核，我性格的底蕴。将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我的其它方面会变，但这一内核决不会变。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从研究生到大学教师，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我做什么工作，只要我能时时与这内核相接，我便明白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我也许会感到孤独，也可能会受到挫折，但我不会迷失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上。

    至于“文革”的记忆，那些美梦和恶梦，我都让它们形随左右。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敢稍加忘怀。即使它们常常以痛苦和耻辱刺激我，也不应稍加忘怀。援用鲁迅的比喻，我和同辈们是吃蜘蛛的人。早在我们之前，我父母和他们的同辈也已在吃蜘蛛了。蜘蛛难以下咽，而且有毒，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我吃的蜘蛛使我明目醒脑，因为它们，我珍惜自由，看重人的尊严，对异见更加宽容，对大大小小的谎言不为所惑。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除了为儿子和自己谋生之外，我还怀着更重要的责任，其中之一便是将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而换来的教训传诸世人，包括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使这些教训成为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