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之死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复刊，易名《今日东方》，向我约稿。在《今日东方》第二期上，有《旷世大劫难——商务印书馆被毁记》，不读此文则已，读了此文，我思绪万千，竟一夜不能入睡。这段史实大家都是知道的：1932年1月28日晚11时许，日本陆战队突然进犯上海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著名的“一·二八事件”。日本轰炸机于次日凌晨从停泊在黄浦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先到闸北地区盘旋示威，到天亮后，约10时许，竟特意选中了商务印书馆和附近的医院投弹，商务印书馆被六颗炸弹击中，引发大火，卷起的纸灰飞达数十里以外，所有库存图书和待印书稿全部在劫火中焚毁。而附近的医院，亦被炸成一片废墟，所有未及躲避的病人和医护人员都被炸死。把炸弹有意投向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并投向两国交兵中最应得到战火豁免的医疗机构，日本军国主义那反文明反人类的法西斯气焰，其穷凶极恶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至今思之，还令人不禁眦裂发竖!
这段史实，于我个人而言，不仅是难以忘怀的国恨，而且也是刻骨铭心的家仇。
我的祖父刘云门，就在那一天，被日机炸死在医院里。他是因中风而住院的，身体已基本上瘫痪，不可能在日机肆虐的一刹那设法躲避。轰炸过后，只有我姑妈在上海，她急忙赶赴医院，只见一片冒着余火浓烟的废墟，蒸腾出枯焦炽热的气浪，她和若干也是寻访亲人的男女哭喊着去那废墟中翻查，希望能找到亲人的尸体。也不时有寻访者忽然发出凄厉的号哭声——那是终于翻出了尚可辨认的亲人遗骸。但我姑妈直翻检到双手冒血，硬是没能找到祖父遗体。后来有轰炸时
侥幸从医院里逃出的人士来扶持劝慰我姑妈和另一些痛不欲生的难属，他们证实，直到飞机的声音在头顶喧嚣时，他们还以为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向医院投弹，虽然也进行了一些疏散，但进度缓慢，后来突然有炸弹投向医院，他们因为恰好不在楼体内，故而能够逃出。据他们证实，凡在楼里的，没有生还的可能，有的病房被炸弹正面击中，人体和家具成为齑粉，加以大火燃烧，使寻找遗骸成为不可能之事……姑妈听了，当场晕死在劝慰者怀里。
祖父大约出生在1885年，他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得中最后一届举人。那一次中举的举人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等候分派一个官职，一是公费留洋，祖父选择了第二种。他到日本留学，据说曾进过早稻田大学，又进过东京帝大，最后确定的专业是医疗，这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以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自己民族“东亚病夫”的面貌。在日本时祖父与廖仲恺、何香凝过从颇密，也见过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思想趋向激进。回国后，祖父先在家乡(四川安岳县)开辟新学，自任体育教师，编制新式体操，还自写歌词自谱曲调，带领学生们边唱新歌边做新操，一时轰动乡里。后来祖父到北京任京官，是在蒙藏院任佥事(清末是否有这个官职，我生也晚，不甚清楚，但共和后他仍在蒙藏院，职务为佥事，则应无误)。在清末，他曾与汪精卫、黄复生等合谋在银锭桥预置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败后汪被捕，还曾有“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语传世。那次谋刺，祖父以在鼓楼前大街开设的“真光照相馆”为掩护，事泄后汪、黄都没有说出他来，清廷也未侦查出他，他以后对此事也就讳莫如深，但某些最亲近的朋友，如李贞白、孙炳文等是知道的。
共和后，孙中山在南方并不能充分施展抱负，而假意拥护共和的袁世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称帝的野心，祖父心情非常苦闷，曾多次作诗抒发其郁闷的情思，我在他遗留的极少墨迹中看到几首，其中一首是：
大江东下国中分，
北南悲歌南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