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英格力士”的文化魅惑力，主人公对这一在当时尤具魔鬼特性的魅惑的内心反应，应该有更细化的揭示。这是我未能感到满足的地方。

    但我对整部作品的叙述策略，或者说叙述语调，或者根本就不是先理性地加以设定，而

    是从内心里汩汩流淌出的叙述情调，非常地满足。

    这正是我所渴望的，也是我打算向读者推荐的。

    那贯穿全书的情调，就是忧伤。

    有评论家指出，书中英语教师的形象浸泡在仁慈的情怀里，仁慈是高贵的品质，而高贵的品质常需借助忧伤的情绪加以提升。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暴君一旦忧伤，那么或者大赦政敌，或者暂放屠刀。而卑微的存在一旦不知忧伤为何，也可能做出极其残暴的事情来。

    来来来，来读《英格力士》，享受忧伤。在这本书的第53页，作者，也应该就是小说里的“我”，叙述到那位英语教师时这样写道：“我常问自己：在记忆里，每当面对他的微笑时，为什么你总是伤心？”这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能够忧伤，这人就有福了。

    当今世道里，许多人忧而不伤，愁而不伤，恨而不伤，怒而不伤，伤感成了稀罕的生命情绪，正因为如此，《英格力士》具有上个世纪德国史托姆那样的适时出现的魅惑力，它能提醒国人：你为什么不懂得忧伤？

    忧伤催人忏悔，忧伤促人宽容。忧伤如果不能洁净世界，起码可以洁净自我。

    一位去世多年的文化界前辈陈荒煤——我不知道如今的年轻人还有几位能知道他是谁，但他在上个世纪曾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对我说过：“我最不喜欢‘淡淡的哀愁’那样的提法。”我不知道“淡淡的哀愁”是谁的提法，但我听到这个提法一点也不反感。陈荒煤年轻时候是位小说家，其《长江上》一篇曾产生影响。他送了我一本“文革”后新印的小说集，读《长江上》，我读出了淡淡的哀愁。他最后一篇小说题目叫《在教堂里歌唱的人》，尽管他努力地从其文本里剔除忧伤的因子，令其弥漫着豪迈的革命强音，但他那题目就仍然还是引出了我这个读者的淡淡哀愁——就写小说而言，他真是退步得太快了。他没有“身后有余忘缩手”，随着革命的进程，他缩手不再弄小说，成为了主管电影的一位文化官员，但还没等到“文革”正式开始，他就因支持拍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大毒草”而被揪出批判，后来更身陷囹圄，直到“四人帮”倒台才恢复自由并回到文化中心。我跟他结识时，他一定是已经深谙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道理”——就人类诸般情绪而言，若加以政治判断，则忧伤绝非革命所能容纳的情绪，“眼前无路想回头”，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是语重心长地教诲我：莫与“淡淡的哀愁”为伍——危险！止步！

    但我却改不了喜欢忧伤的脾性。这句话你也可以视为自我表扬。当然，忧伤并不能都归结为“淡淡的哀愁”，忧伤情绪也是多元的，非常复杂，相当诡谲。现在谁也不至于因为忧伤、因为追求“淡淡的哀愁”而挨批受罚了，但这一脉情绪因子却成为了稀有，像王刚这样整本地以忧伤述之的长篇小说，似乎也很稀缺。

    《月亮背面》现在来看仍不过时，但那个文本里没什么忧伤。《英格力士》能够忧伤，

    我以为是成熟的表现。读这本书而能欣赏忧伤，我以为能接近或进入高贵的心灵境界。

    或许会有人问：倘若作家们都忧伤起来，以至影响得社会上也忧伤过甚，那时候你还会激赏忧伤吗？我也会的。因为一种东西忽然变成了一窝蜂、一股潮，那也未见得就是供应过甚，那里面一定会有大量的伪劣品，而从大量伪劣忧伤的乱象中识别出真忧伤来，再进行深度鉴赏，其审美愉悦一定会更加浓酽。

    世道真有可能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