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订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孩子学习语文，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醮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我不知道傅雷有这样的禁例，有一次带了傅聪到豫园去玩，给他买了一支较好的儿童金笔，不料一回家被父亲发现没收，说小孩子怎么能用那样的好笔，害得孩子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事后才知道这场风波，心里觉得非常抱歉，对傅雷那样管束孩子的方法，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同时傅聪也正是一个有特异气质的孩子，他对爱好的事物常常会把全神都灌注进去，忘却周围的一切。有一次他独自偷偷出门，在马路边?垩，观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乐得忘了神，走着走着，竟和路边的电线杆子撞了一头，额角上鼓起了一个包，闹了一场小小的笑话。他按照父亲的规定，每天上午下午，几小时几小时的练习弹琴，有时弹得十分困倦，手指酸痛，也不敢松弛一下，只好勉勉强强地弹下去。但有时却弹出了神，心头不知到来了什么灵感，忽然离开琴谱，奏出自己的调子来。在楼上工作的父亲，从琴声中觉察异样，从楼梯上轻轻下来。傅聪见父亲来了，吓得什么似的，连忙又回到琴谱上去。但这一次傅雷并不是来制止的，他叫孩子重复弹奏原来的自度曲，听了一遍，又听一遍，并亲自用空白五线谱，把曲调记录下来。说这是一曲很好的创作，还特地给起了一个题目，叫做《春天》。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聪首次回国时，还问过他多少年来除了演奏之外，是不是还自己作曲。

    傅聪少年时代在国内就闹过一次流浪历险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傅雷全家从昆明迁回上海，把傅聪单独留在昆明继续学习。但傅聪非常想家，一心回沪继续学习音乐，竟然对父亲所委托的朋友不告而别，没有旅费，临行前由一些同学友人主动帮他开了一个演奏会，募了一些钱。这件事使上海家中和昆明两地闹了一场虚惊。傅雷后来告诉我说：“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是这样回上海来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吗？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所应该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我们看傅雷怎样培育他的孩子，也正和傅雷的对待其他一切一般，可看出傅雷是怎样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与心力，在对社会、祖国与人类世界尽自己的责任的。傅聪在异国飘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吸取了多么丰富的精神养料，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好像父母仍在他的身边，时时给他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与阻力，踏上自己正当成长的道路。

    通过这些书信，不仅仅使傅聪与亲人之间，建立了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