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乘火打劫者。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点钱，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办东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认为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出去。另有个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的裤子藏在褥单底下，被发觉了。

    难得有那么戏剧化的一刹那。病人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从前那间房子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兰达的巴西情歌，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子。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枕头不够用，将他们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们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眼睁睁躺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干，一顿稀。太阳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吹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驳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纸人，尤其在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三十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煨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象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只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念日文。派来的教师是一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