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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入川
    一、空袭

    在武汉,我们都不大知道怕空袭。遇到夜袭,我们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灯把黑暗划开,几条银光在天上寻找。找到了,它们交叉在一处,照住那银亮的,几乎是透明的敌机。而后,红的黄的曳光弹打上去,高射炮紧跟着开了火。有声有色,真是壮观。

    四月二十九与五月三十一日的两次大空战,我们都在高处看望。看着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一架敌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头上,被我们两架驱逐机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窝的母鸡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动那样,老老实实的被击落。

    可是,一进七月,空袭更凶了,而且没有了空战。在我的住处,有一个地洞,横着竖着,上下与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撑住,顶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空袭,我们入了这个地洞。敌机到了。一阵风,我们听到了飞沙走石;紧跟着,我们的洞就像一只小盒子被个巨人提起来,紧紧的乱摇似的,使我们眩晕。离洞有三丈吧,落了颗五百磅的炸弹,碎片打过来,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们门外的一排贫民住房都被打垮,马路上还有两个大的弹坑。

    我们没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袭,我们就跑过铁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热,草厚,没有风,等空袭解除了,我的袜子都被汗湿透。

    不久,冯先生把我们送到汉口去。武昌已经被炸得不像样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两次弹。蛇山的山坡与山脚死了许多人。

    二、别武汉

    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我们还时常在友人家里开晚会,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袭,我们煮一壶茶,灭去灯光,在黑暗中一直谈到空袭解除。邵先生劝我们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们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脱了!”

    这样,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与肖伯青

    (“文协”的干事),便带着“文协”的印鉴与零碎东西,辞别了武汉。只有友人白君和冯先生派来的副官,来送行。

    船是一家中国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这是条设备齐全,而一切设备都不负责任的船。舱门有门轴,而关不上门;电扇不会转;衣钩掉了半截;什么东西都有,而全无用处。开水是在大木桶里。我亲眼看见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脚水用完,又倒在开水桶里!我开始拉痢。

    一位军人,带着紧要公文,要在城陵矶下船。船上不答应在那里停泊。他耽误了军机,就碰死在绕锚绳的铁柱上!

    船只到宜昌。我们下了旅馆。我继续拉痢。天天有空袭。在这里,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热闹——是热闹,不是紧张。中国人仿佛不会紧张。这也许就是日本人侵华失败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国人的“从容不迫”的道理。

    我们求一位黄老翁给我们买票。他是一位极诚实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他极愿帮我们的忙,可是连他也不住的抓脑袋。人多船少,他没法子临时给我们赶造出一只船来。等了一个星期,他算是给我们买了铺位——在甲板上。

    我们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们浮着水走就好。

    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下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把脚上的泥垢全印在我们的被上枕上。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

    三峡有多么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见。人太多了,若是都拥到船头上去观景,船必会插在江里,永远不再抬头。我只能侧目看下面,看到人头——头发很黑——在水里打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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