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以其形而上意义为自身的前提。于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信念，便仅仅成了动人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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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中的革命。——法国戏剧家加于自己的严格限制，如情节、地点、时间三一律，关于风格、诗格、句式的法则，关于选择语言和思想的法则，乃是一种重要的练习，正如同现代音乐发展中对位法和赋格曲的练习，或者希腊演说术中的高尔吉亚①风格一样。如此约束自己似乎是荒谬的；但是，除了首先极严格地（也许是极专断地）限制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摆脱自然主义。人们如此逐渐学会优雅地走过哪怕是架在无底深渊上的窄桥，其收获是动作练得极其灵巧，正如音乐史向如今活着的一切人所证明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到，束缚如何一步步放松，直到最后仿佛可以完全解除：这个quot;仿佛quot;乃是艺术中必然发展的最高成果。在现代诗艺中缺乏这种从自造的束缚中逐渐摆脱出来的幸运过程。莱辛使得法国形式即当时唯一的形式在德国受嘲笑，并让人们参照莎士比亚，因而，人们不是循序渐进地摆脱束缚，而是一跃而入于自然主义——也就是说，退回艺术的开端。歌德试图摆脱自然主义，其办法是用种种方式不断重新自加束缚；然而，发展的线索一旦中断，即使最有才华的人也只是从事不断的试验。席勒的形式有相当的确定性，这要归功于他尽管否认、却在无意中尊崇着法国悲剧的典范，与莱辛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众所周知，他贬薄莱辛的悲剧尝试）。在伏尔秦之后，法国人突然也缺乏足够的才能，来把悲剧的发展从限制中引向自由的外观；他们后来遵照德国榜样也一跃而入于艺术的一种卢梭式自然状态，从事起试验来了。只要时时阅读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由于传统的中断，欧洲文化究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什么。伏尔泰是用希腊规范来约束自己由巨大悲剧暴风雨所孕育的动荡不宁的灵魂的最后一位伟大戏剧家，他具备一切德国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因为法国人的天性要比德国人的天性远远接近希腊人；他也是在处理散文语言时犹有希腊人的耳朵、希腊艺术家的责任心、希腊的质朴和优雅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他甚至还是一身兼备最高精神自由和绝对非革命观点而并不怯懦彷徨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在他之后，现代精神带着它的不安，它对规范和约束的憎恨，支配一切领域，先是借革命的狂热挣脱缰绳，然后当它对自己突然感到畏惧惊恐之时，又重新给自己套上缰绳，——不过是逻辑的缰绳，而非艺术规范的缰绳了。虽则由于这一解放，我们一时得以欣赏各民族的诗歌，一切生长在隐蔽角落的、原始的、野生的、奇丽的、硕大无比的东西，从民歌到quot;伟大的野蛮人quot;莎士比亚；我们玩味迄今一切艺术民族感到陌生的地方色彩和时装的乐趣；我们充分利用当代quot;野蛮的优点quot;，歌德就以之反对席勒，为他的《浮士德》的缺乏形式辩护。但为时多久呢？一切民族一切风格的诗歌的滚滚洪流必定冲刷掉那尚能借以幽静生长的土壤；一切诗人不论一开始力量多大，必定成为试探着的模仿者，大胆的复制者；至于公众，在表现力量的控制中，在一切艺术手段的协调中，业已忘记欣赏真正的艺术行为，必定愈益为力量而推崇力量，为色彩而推崇色彩，为思想而推崇思想，为灵感而推崇灵感，因而倘若不是剥离出来，就全然不能欣赏艺术品的要素和条件，最后自然而然地提出要求：艺术家必须把它们剥离出来交到他们手上。是的，人们抛弃了法国艺术和希腊艺术的quot;不合理quot;束缚，但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把一切束缚、一切限制都视为不合理了；于是艺术力求解除它们，其间便经历了——真是富有教益——它的原始、幼稚、不完全、已往的冒险和过度等一切状态：它用毁灭来诠释它的产生和变化。有一位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