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含有极其清楚的明确性。在这点上，音乐就颇象几何图形和数目了，后两者是一切可能的经验对象之共同形式，而且是a pri－ori（先验地）可以应用于一切事物的，但仍然不是抽象的，而是显而易见和极其明确的。种种可能的追求、激动、意志之表现，人类心灵中一切经历，凡是被理性划入所谓感情这个广泛否定概念中的一切，都可以用无数可能的旋律表现出来，但总是表现为只是形式而没有物质的普遍性，总是依照物自体而非依照现象，俨然是无形体的现象的内在灵魂。音乐对一切事物本质的这种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明下述的事实：对任何一种场面、行为、事件、或环境配上适当的音乐，就好象给我们显示了它的奥妙的意义，好象是对它予以最正确最清楚的注释；同样，凡是心醉神往于交响乐的印象的人，总仿佛见到人生与世界的种种可能的事件荡漾于胸中，但是如果仔细一想，却又不能指出这乐曲与荡漾胸中的事件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上文说过，音乐与别种艺术的区别在于：音乐不是现象的复制，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不是意志的适当的客观化，而是意志本身的直接写照，从而它对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而言是超自然物，对一切现象而言是物自体。所以，我们大可以把世界称为具体化的音乐，正如把它称为具体化的意志那样；因此就不难说明，为甚么音乐能使每一画面，甚至使现实生活和世界的每一情景，立刻显出更深远的意义。当然，音乐的旋律越肖似某一现象的内在精神，则其意义便越深远。基于这点，我们就能够配上音乐使诗成为歌，使一般表演成为舞剧，或者使两者成为歌剧。这种人生片段之画景，配上音乐的共同语言，并不是非和音乐结合，或者完全符合不可的。它们对音乐的关系，不过像随意举例以说明一个一般概念罢了。它们以现实的明确性来表现的，音乐则以纯粹形式的普遍性来说明。因为，旋律在某种程度上有如一般概念，乃是现实的一种抽象。现实界，因而个别事物的世界，对概念的普遍性和旋律的普遍性两者，提供了视觉的对象、特殊和个别的事物、单独的情形。但是这两种普遍性在某些关系上是彼此相反的：因为概念不过是以从知觉抽象得来的最初形式来概括事物，好象是从事物剥下来的外壳而已，所以它们是实实在在的sbstraota（抽象）；反之，音乐却提供了先于一切形象的最深入的核心，或者说，事物的心灵。这一关系用繁琐哲学者的术语来说明最为恰当：概念是univerB salia postrem（后于事物的普遍性），而音乐则提供universalia ante rem（先于事物的普遍性），而现实界则是universalia in re（在事物中的普遍性）。然而，一般地说，乐曲与表演之间的关系所以可能成立，如上文所说，在于这两者不过是同一世界的内在本质之完全不同的表现。设使在特殊情形下，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确实存在的，也就是说，设使作曲者能够用音乐的共同语言来表现那构成某一特殊事件之核心的意志活动；那末，这种歌的旋律，这种歌剧的音乐，才是富有表情的。然而，由作曲者发现的这两者之间的类似点，必须出自他对理性所不能领悟的世界本质有直接认识，而决不应该凭借概念有意地作间接模仿；否则音乐便不能表现意志本身的内在本质，而仅仅是不实不尽地模仿意志的现象而已。一切专事模仿的音乐作品就有此毛病quot;（quot;意志及表象之世界quot;）。

    因此，根据叔本华的学说，我们可以把音乐理解为意志的直接语言：我们感到我们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去塑造那有声无形但生动活泼的精神世界，并且我们要用类似的寓言把它形象化。另一方面，在真正符合的音乐的影响下，形象与概念便取得更高度的意义。所以，醉境艺术往往对梦境艺术的能力产生两种影响：音乐先引起对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