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立刻想到神话是被它摧毁的了；由于神话的毁灭，诗被逐出她自然的理想故土，变成无家可归。如果我们并没有说错，音乐有从自己再产生神话的力量，我们将会发现科学精神也踏上了反抗音乐之神话创造力的道路。这情况发生在新阿提刻酒神颂的发展过程中，它的音乐不再表现内在的本质，不再表现意志本身，而只用概念来直接模拟现象，大致描出它的轮廓罢了。真正的音乐天才便厌弃这种本质上已蜕化的音乐，正如厌弃那摧残艺术的苏格拉底倾向。阿里斯托芬明辨是非的直观能力是中肯的：他对苏格拉底本人，对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对新酒神颂诗人的音乐，都抱着同样厌恶之情，他在这三个现象中见到一种堕落文化的标识。这种新酒神颂把音乐粗暴地化为模拟现象的画景，例如，模仿战争或海上风暴之声，因此当然音乐的神话创造力完全被剥夺了。因为假如音乐只靠强迫我们去寻找生活情景或自然事件与某些旋律或特殊音响之间的外在相似，才能唤起我们的快感；如果我们的理解力只满足于认识这些相似点；那么，我们就会陷于一种无法接受神话感染力的心情，因为神话乃是一种特殊的，无限深刻的普遍性和真理，其意义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醉境音乐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意志的共同明镜，一切显著的事情一旦在这面镜子上折射，我们就立刻感到它展开而成为永恒真理的反映；反之，写声的新酒神颂画景则会立刻剥夺了这类显著事情所蕴含的神话意义，于是音乐变成现象的粗劣临模，因而比现象本身更贫乏可怜；由于它的贫乏，我们感到它贬低了现象，例如，模拟战争的音乐充其量不过是进行曲，军号曲等等而已，我们的想象力就被这些浅薄东西缚束住。所以，写声的音乐，无论就任何关系而言，都与真正音乐的神话创造力处于对立地位：它使得贫乏的现象更为贫乏，但是醉境音乐却使得个别现象更加丰富，扩大而成为反世界的画面。然而，非酒神精神的伟大胜利却在于：因新酒神颂的发展，它使得音乐日益疏远，而把它降为现象的奴隶。欧里庇德斯，就更高的意义来说，可以称为一个完全非音乐性的人物，因此他是新酒神颂音乐的热烈拥护者，象强盗那样爱好挥霍，滥用这种音乐的一切效果和风格。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而注意到自索福克勒以来在悲剧方面流行的性格表现和心理描写，我们就看见这种反神话的非酒神精神在活跃。现在，性格再不是扩张为永恒的典型；反之，性格必须个别地刻划，经过艺术的轻描淡写，浓淡分明，使得一切线条极其明确，所以观众一般不再觉得这是神话，而感到描写的迫真和艺术家的摹仿能力。这里，我们也见到个别现象战胜普遍性和诗人的近乎解剖手法的个别描写的爱好；我们已经呼吸到理论世界的气氛，那里科学知识被目为高于艺术对普遍规律的反映。沿着性格描写的路线的运动迅速继续前进，当索福克勒斯还是描写全面性格并且运用神话来予以细致发展之际，欧里庇德斯已经只刻划在激情暴发时所表现的显著的个性特征；在阿提刻新喜剧则只有一种表情的面影：轻率的老人，受骗的王八，猾狡的家奴，千篇一律，反复出现。音乐的神话创造精神于今安在呢？劫后残存的音乐，不是兴奋的音乐，便是回忆的音乐，换句话说，它不是对迟钝衰弱的神经的兴奋剂，便是写声的画景。至于前者，所配的歌词对它几乎没有甚么关系；欧里庇德斯的英雄和歌队一旦开始歌唱，便已经是放荡不羁了，何况他的卤莽的后继者更不知达到甚么地步？

    然而，这种新的非酒神精神在新悲剧的结局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旧悲剧的结局上，你总能感到一种超脱的慰藉；没有这，悲剧的快感就无从解释。也许在quot;奥狄普斯在科罗诺斯quot;一剧中，你还听到一种从彼岸传来的最纯粹的和谐情调。现在，音乐天才既已逃出悲剧，严格地说，悲剧也就与世长辞；因为人们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