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两晋南北朝了。」（葛理士、潘注，第531页）男子讲究姿容正史男子同性恋盛行的佐证。两晋六朝之后，正史不再记载有关同性恋的事情。

    唐朝与五代，男色之风渐衰，但是宋朝有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成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到了宋微宗时，不得不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可见当时男娼的鼎盛。

    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代又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戏子）不食，夜非金不寝」的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

    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情势并不见逊色。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狎女娼，这可能是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出路」的原因之一。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而一般人则到「相公堂子」中寻欢，相公堂子即男娼馆，其设备几乎与妓院一模一样。（唐纳西尔，第105－106页）

    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畜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象姑」。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相公」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的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再后，好事者认为「相公」之称不雅，又改为「象姑」，声音相近，而意义更切。当时北京通行的一种近乎指南性质的书，叫做《朝市业载》的，载有咏象姑车诗说：「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到清末及明国初年，伶人如田际云（想九霄）辈始出而倡议废止所谓「私寓」制度。（荡理士，潘注，第322－323页）潘光旦先生指出，在男女伶不许合演的时候，男的必须当旦角，女的必须当生角，因此，伶人的职业成为同性恋者和易装癖者最好的一个出路。中国历史上不少小说中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如等，更有「品花宝鉴」一书，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的同性恋为主题的。

    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男风」，又称「南风」，「闽广两越尤盛」。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据张心泰《粤游小志》云：「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为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理，必挨同盟姐妹嫁毕，然后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禁。」又云：「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严若藁城者。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传染至番禹、沙交一带，效之更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竟可终生不嫁。」（转引自孙晓，第219页）

    由前引大量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第三节、研究样本及方法

    由于同性恋现象是一种复杂的人类行为模式，对它的分类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有同性恋行为，但并不知道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但并没有做过任何同性恋行为。有些人是在周围环境中没有异性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才找同性对象；有些人则在有异性可供选择时仍找同性对象。有些男性在与同性对象交往时自我认同女性；有些男性在与同性对象交往时仍旧在外表和内心认同男性。有些同性恋者的身份是公开的（多在同性恋为合法的社会）；有些身份是秘密的；还有一些人的身份是半公开的（如在中国被公安局逮捕过并通知单位家属的同性恋者）。有些同性恋者有长期的对子，过着一种「事实婚姻」似的生活；有些则从未有过长期固定的伴侣，而是不停地更换性爱对象。有些同性恋者经常到社会上与陌生人结交朋友，有些则从来不到社会上去，只同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