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庄
我身心完全垮了。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迅猛,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我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大发慈悲,命令与我同住的那一位东语系的老教授给我打饭,不让我去栽秧,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安排我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我就裂开双腿,爬在地上,把砖石拣到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此时,大队人马都上了山,只有个别的押解人员留下。不但院子里寂静无声,连院子外面,山脚下,树林边,田畴上,小村中也都是一片静寂。静寂铺天盖地压了下来,连几里外两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久住城市的人无法领会这种情景。我在仿佛凝结了起来的大寂静中,一个人孤独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了。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我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我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我: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我敬谨遵命,裂开两腿,夹着一个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一般地爬了出去。路上碰到黑帮难友马士沂。他推着小车到昌平县去买菜。他看到我的情况,再三诚恳地要我上车,他想把我推到二百号。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胆也不敢上车呀!但是,他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挚情意,我无论如何也是忘不了的。
我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二百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他看到了我,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扶我。我看到他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可是我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我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连多云这个阶段都没有。我在他眼中仿佛是一个带爱滋病毒的人,连碰我一下都不敢,慌不迭地连声说:“走吧!走吧!”我本来希望至少能把我的睾丸看上一眼,给我一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眼前的红色也突然暗淡下来。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简直是没有底儿的,简直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我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睾丸的肿竟然消了。我又能够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我们俩大概算是一个劳动小分队,由一名押解人员率领,并加以监督。他是东语系阿拉伯语教员。论资排辈,他算是我们的学生。但现在是押解人员,我们是阶下囚,地位有天壤之别了。就我们这两个瘦老头子,他还要严加戒备,手执长矛,威风凛凛,宛如四大天王中的一个天王。这地方比下面栽白薯秧的地方,更为幽静,更为秀美。但是我哪里有心去欣赏呢?
我们的生活—如果还能算是“生”,还能算是“活”的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我们住的平房群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是有人住的。厨房就设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子里,有桌有椅,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下;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东西极为粗糙,粗米或窝头,开水煮白菜,炸油饼等算是珍馐,与我们绝对无缘。我们吃饭不过是为了维持性命。除了干活和吃饭睡觉外,别的任何活动都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幸福之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批斗我们的单位都留在校内了。在这里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真希望长期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