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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解放
但是,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一些波澜。我回忆所及,首先就是党费问题。我上面已经谈过,在“黑帮大院”中,交党费是犯忌讳的。我当时自己不能领每月的生活费,都是我的年迈的婶母代劳。她每月到外文楼东语系办公室去领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费。作为“黑帮”的家属,她没少听到闲话。特别是井冈山“黑帮”的家属,更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奚落。老人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在这个情况下,她居然还怕自己的孩子丢掉党票,仍然按月交纳党费。东语系不知道哪一位党组织干部居然敢收下,而没有向“黑帮大院”通报。否则我一定会多挨上一顿打。我至今感激不尽。我婶母还告诉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对她没有奚落,而且还偷偷地小声对她说:“把钱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谈到这种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温暖,也总是感激不尽。

    但是,到了四十楼以后,应该我自己交党费了。我这种非人非鬼的处境,却使我不敢厚着脸皮去交党费。此时党组织好像已经不再活动。我也不知道向谁交。如此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按时交党费?”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等到支部决定开除我出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拖欠的党费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后离开。”由此可见,我认为,留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感慨。这一座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骚。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种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骚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何况“十年浩劫”决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决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触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从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的大字报,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被勒令交出“黑钱”三千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十楼。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口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入座”,是在四十楼。自己顶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处“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

    在延庆新华营

    这一次我在四十楼呆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是半个冬天,一个夏天,半个秋天。在这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队的进驻。只派不多的军官和士兵,也算是来“支左”吧。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北大师生员工的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在全校派性严重,一团乱糟糟的情况下,似乎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生机。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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