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極則衰。清朝袁枚的詩所以不好。

    又其次就是七分之事，三分天意，落入衰期了，最顯著的是五代。以前五胡亂華，亂中還有新機，都不像殘唐五代的詩文最是熟濫惡調。還有宋亡後遼金的詩講故國末季之痛，而沒有一點軒豁。金詩只有一個元好問，亦缺少一個興字。

    元由的好是音腔亮烈。蒙古入主中國是一劫，元曲的那亮烈使人強，也多少近於興。內容是「漢宮秋」與「長生殿」好。漢宮秋有塞外的雁聲，長生殿是其亂流落中舊樂工李龜年的唱詞好。南曲是桃花扇的結尾好，牡丹亭則是開頭遊園驚夢好。清朝惟紅樓夢的寶玉與黛玉是生在大自然裏的。但是到得曲與小說，文章已離開士了。當時之士，是宋儒加上科舉，連一分天機亦沒有了。

    佛教講空色，本是從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結果，乃至於否定了對現實的自然界。基督教的信神，亦本是從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結果乃至於否定了對現實的自然界的新知識。宋儒講理氣（天理與氣數）原是有對易經的新發見，其先陳搏邵康節是道家，以之開拓了對大自然的新的說明方法，其傳卻在朱子。可是後之宋學者，收縮為只講天理與人欲，易經是讀朱註，而宗程傳，程頤的易傳是以人理糊沒了大自然，後來儒生又包辦了科舉，他們對現實的自然界疏隔的程度，到了對現實的世事亦迂腐無知。而自此，士遂無復文章了。

    宋詞尚是士的文學，作者有士的自覺，最代表的是晏殊，其子小山，謂先大人詞未嘗為兒女子語。非不涉女人，而是以士的自覺看女人之正之美。至元曲作者，則寧是自儕於俳優，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是出自茶店說書人，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潤色寫成之，自以為不是士所應做的。曹雪芹寫紅樓夢，也自居於為士者的經世文章之外。這個事實，在中國文學史上台有一個重大的問題。

    原來中國祭政一體的傳統，文章屬於天官太史，文章是士之事，作者有著禮樂文章的自覺，以前是王官省察民間的風謠，後來亦一直是士以禮樂文章教化民間的風謠。士對文章的這種強烈的自覺，貫徹於昭明文選，至歐陽修蘇軾皆然，而被其教化的中國民間風謠，連茶店說書與戲曲在內，亦為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民謠與戲劇所不及。

    中國的舊小說亦在世界上他無倫比。但是明清以來的儒生，因為迂疏，對現實的自然界的知識無新鮮感與歡喜，士無復文章，讀書人寫小說，可比是偷私情，偶一戲為之，可以很好，但是失了禮樂文章的自覺的教化，久後就難為，紅樓夢之後就不再有好小說了。至清末民初，惟崑曲平劇尚好，因戲曲是藝，可以傳授，非如小說的不可傳授。但太久遠沒有上面禮樂文章的自覺為教化，終於連到戲曲也要敗壞的，話劇的趣時與平劇的改造就是這個敗壞。

    宋儒及科舉八股對現實的自然界閉鎖，把文章也喪失，遂反激起了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但是以為用科學就可以來對應自然界，用民主就可以來代替士，這就大錯了。

    物理學上與天文學上的新發見，可以使人因它以為興，但是以物理學與天文學的科學方法與數學方法則不是以建造新思想的。

    文明的新思想是因一個興字而悟得，是自己生成的，不是用方法可以被建造的。詩經「桃之夭夭」，只是因它為興，而你若把桃之夭夭來切題，那就離脫了之子于歸了。五四時西洋文學原只是借它為興，而弄到當真要來西洋文學化，遂離脫了中國現代化的本題了。興不是比，更不是賦，民間起兵是興，而把它來比成賦成階級鬥爭，中共禍國之深，追本溯源，還是因為五四時文化界要向西洋文學看齊。西洋文學裏是沒有興的，所以大家都對詩經說的一個興字無知了。文章一失，如秦失其鹿，革命云云，政治云云，跟著文章．一齊都失了。

    再來說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