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文學的作者，一種是士，一種是民。如兩漢文章，唐宋詩詞，作者是士。如民謠、童謠、平話、說書，作者是民。

    平話與說書自唐以後纔有，另成藝人，民謠童謠則來歷甚古，不成為藝人，兩者皆屬於民，有別於士。士為四民之一，本來也是民，但是士與民有別而相關，此點要追溯到周禮王制的王官與王民，士是王官，民是王民。後世制度雖改，此種身分的自覺還是一直承傳著。

    中國文學作者與西洋文學作者的素質根本不同，西洋沒有士，他們的民亦不像中國的。所以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的素質亦根本不同了。

    我今能把這點提出來說得明白，經過也不是容易。士與文學我比較知道得早，為此與日本文人爭論過一陣。但是中國民眾文學的所以然，則是到了這回寫寫中國文學史話，中間才豁然明白過來的。

    先說關於士與文學的話。尾崎士郎我聽他說過兩次「我是小說家」，一次我就當面批評他：「楊雄說文章小道，壯夫不為，你為何安於做個小說家？明治天皇才真是大詩人，而不以詩人自居。」尾崎聽了以為然，其後有一次他當著我，對人更正說：「其實我不是小說家。」尾崎是天才作家，我喜歡他的人灑落無礙，神采照座。

    其後是對保田與重郎，保田志於做隱遁詩人，嚮往後鳥羽院文學，我說：後鳥羽帝受制於將軍，其歌、詩雖美，蓋與宋徽宗之耽於書畫而被金兵俘虜，同為可誡。至於士，是要為國家靖亂，開出太平，又豈可只想抱殘守缺，做個隱遁詩人。中國人亦以文章之美為最貴，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視禮樂，則禮樂為本，文章為末，所以李白蘇軾皆不願只做個文章之士，歐陽修對客多是談政治，很少及於文章。何況如莊子所言，雖天子亦可平視，雖禮樂亦可豁脫，來到了大自然之前無貴賤，所以真貴人往往忘其貴，真美人不自知其美，絕世的好文章出於無意。而中國的藝人更謙卑。日本人是人耽於詩歌與美術了，但我愛的還是像豐臣秀吉那樣的英雄，他統一了群雄割據的局面，開出日本史上所謂桃山時代，他自己不寫文章，不作一件美術品，他只開了風氣，讓世人去百花齊放，今天的又是什麼時勢，而你卻只想做個隱遁詩人？

    我在保田家談了這些，翌日他對我只說了一句：「我把你的話想了通宵。」以後我還寫過幾封信申論此旨，但是保田終不肯接受。這點還是尾崎士郎我與他說話能通。在那次「早晨的訪問裏」，他聽了我的說話之後很反省，他道：「今天我們的文學裏就是沒有革命。」沒有革命，是沒有禮樂，也沒有文章的。可是一次商量日譯「今生今世」，尾崎道：「這可好，如今流行起政治小說。」當下我聽了起一反感，因為這與寫政治小說的作家的身分志氣是不同的。

    雖然如此，昭和文人中只此二人是士，尾崎與保田，再有一人是三島由紀夫，皆才華氣概有足使人嚮往的。二人已死，如今存者惟保田。此外今時日本的小說家皆同於西洋作家的身分，無復士的自覺了。他們很訝異中國的文人何以都那樣政治性的，言下有一種不屑。

    中國是五四運動時叫喊取消士的身分觀念，要學西洋的知識分子一樣。可是士的志氣與對天下的責任觀念還是不自覺地存在著，而且高揚，以此參加北伐，有的則去參加中共，演了傳統的、領導民間起兵的，士的角色。而因在文學上有意壓消了士的身分觀念，遂變得了沒有中國自己的文學。

    士的自覺殆於全滅，是在國府遷臺後。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文化人參加革命，上中共的當，遭了嚴重的政治失敗，從此對天下國家大事完全失去了見識上的自信與勇氣了。二是美國化壓倒了一切，物量主義的社會把感情、道德與智慧來徹底破壞了，哪裏還會有士的精神。他們遂成了完全與西洋的文化人一樣。從來沒有像今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