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破壞，自宋儒起。

    宋儒崇道學而鄙視文章，此與楊雄的說文章小道又自不同，楊雄說這話，是他於文章有餘。宋儒說這話，卻是於文章無知。宋儒是先已一半失去了士的身分，所以連對於禮樂文章這句話亦無知。程朱的話不好，如王陽明與其後黃梨洲的詩文最高亦只能算第二流。他們的只見是道學，不能萬事相忘於文章。而今日的中國文壇則又是學了西洋的分工制。

    西洋的藝術品與非藝術品分開，藝術品專供在教堂與美術館。文學作品與非文學的文件分開亦是如此。中國是日常用的器皿皆好，文章與書法皆不是藝術，而是在藝術之上。文章若是不能超越藝術，即不是天然的。中國文學是通在於非文學處，以此更知禮樂文章這句話的意思好了。朱天心的「擊壤歌」就豁脫了今人所謂「文藝」的藝。

    「擊壤歌」凡四部，寫與女孩子玩，也與男孩子玩，卻未涉戀愛，這就是大大的放寬了文章的境界了。如此，纔是要寫戀愛方可以寫得非常好的。這境界寬闊，就是禮樂文章的底子。現今的青年作者中，文筆精緻高華的好幾位，這裏就要看各人的志氣來是其文章的品級與前途了。志氣惟士有之，小市民的是慾望與打算。

    朱熹、王陽明的詩文，人若不為道學，不會去讀它。但是我們全不為什麼而讀蘇軾的詩文，不為哲學而讀莊子，不為學歷史而讀史記，不為文學而看紅樓夢，可以請個看個無數遍，也還是喜歡，想之不完。這即是禮樂文章。文章要忘記禮樂，因為文章就是禮樂。文章更要忘記文學。文章要隨便翻出哪一段都可看。

    好的文章從哪一段看起來都可以，因為它豁脫了旋律，又彷彿連沒有一個中心事件做主題，然而處處都相見。

    四

    詩經的頌、大雅、小雅，是士所作，國風是民所作。士的文章的體制，列於「文心雕龍」，不說內容，單就那規模的完備已為西洋所無。民的文學是民謠、童謠、平話與章回小說、戲曲，亦西洋無其比。民的文學皆帶國風的一個風字，西洋文學首先就沒有這個風字。

    中國而且是士教化民的文學。周禮王制，太史採地方民間之風謠，誦於天子，以之觀政之得失。教化也不是士指導民的文學，而是像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而漢水有游女之詩。這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的關係，又是西洋所沒有的。

    這士與民的關係，原來是王官與王民的關係。

    周朝的王制建立在井田制，士皆是王官，民皆是王民。士有下士、中士、上士，上士之上是大夫，分下大夫、中大夫、上大夫，皆有祿以代耕。大夫仕於朝廷，以及為鄉遂之長。而士則在於民間，依於井田制的各單位，率民祭祀，發動耕作與收穫，掌學校教化，率民築堤治水，率民軍訓與出征，率民作器車通有無，率民警護關防。

    列寧的發想，工農兵蘇維埃，是以工廠區與農村為單位的，結合工農兵的組織，生產與政治為一體，立法司法行政為一體，而以共產黨員為領導。這與井田制的王宮王民有類似，但是兩者在性質上與效能上完全不同。

    中國的井田制到周朝止，行了三千年，是自然生成的，為禮樂政治的基盤。而蘇維埃的基盤，國有土地與國有工廠的產業政治單位編成則是造作的，未成情操，而指令以階級鬥爭為意識，其黨員的指導地位彷彿類似王宮，但怎及士的知性與有感情。井田的王宮王民融合的行動力，遠比蘇維埃的更強大切實深遠，蘇維埃的行動力卻是誇張的，浪費的，經久了容易陳腐，遇外敵就會解體。井田的王制多有文物的創造，蘇俄卻是連文學也沒有了。如此拿蘇維埃來一比，更知周禮王制雖在今日看來亦還是最新式的。

    中國文明的政治不是權力的統治，而是教育的政治，昔人所謂王化，今讀了周禮的王官與王民，纔真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