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的同化與新生中，像一朵花，等到將來一陣好風就會忽然開滿的，像五胡亂華期間華夏文明的同化與新生，忽然一陣好風就開出隋唐了。這裏的消息惟有文學最感知得，也最說明得。此所以文學必是革命的，依孫先生的話，沒有革命即沒有文學。

    五胡亂華，中國並不陷入黑暗時期，此是漢民族的真本領。劉曜陷洛陽，據懷愍二帝，使之青衣行酒，世上已無何物尚是至尊至貴。其焚殺戮，人口十損其七，大難臨頭，家人骨肉豈顧生離死別，除驚駭與苦痛之外，人間尚有何物是感情？城闕市廛皆成瓦礫白地，田野荒為茂草，往往百里不見人煙，古來尚有何物是堅牢的？中國人是悟得了天地成毀之理，知易經說的神無方，則知老子說的天地不仁。

    五胡亂華時佛教方盛，而中國人僅取其太上去愛，因為至親則單單存在就是一切；而不取佛教的無常苦空之說。對佛教說的救苦難亦淡然，因為天道與求救有點不對稱。當時的高僧南有慧遠，北有僧肇，皆寧是以知性為法悅，可說不是宗教性的。

    中國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大自然，與神同在，與神一樣的無方，大難不死，即刻又跌宕活潑，所以北魏的均田與江南的新耕桑會復興得這樣快，佛教則只當是一陣風吹醒了大家，一時紛紛都想來閑創作，如敦煌的佛刻與壁畫，洛陽的伽藍與南朝的寺。他們拜佛也只是極認真的閑情。大家又都來舞西域的舞樂，尤其北朝比南朝更氣象大，如北魏碑銘與摩崔的書法，創造性最是豐富的。彼時的中國人同化胡人，是在這樣集義中養浩然之氣，漸漸養出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了。

    彼時的文學尚未即顯出有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要到後來隋唐統一了天下，初唐的陳子昂與李白這一代的文學，纔顯了出來。李白因此說六朝的文學綺麗不足珍。但李白與杜甫又都喜歡六朝文學的清新，那就是可珍貴的了。若像歐洲的因蠻族入侵而落入黑暗時代，是不能有清新二字的。

    想像昔人當年，要當它是我三生石上事。譬如讀庾信的文章，即好像我自己是與庾信生在同時之人，而又好像庾信是生在今天的。我臨寫魏碑亦是如此。嵩高靈廟傳是崔浩書，每臨寫時總會使我想起拓跋魏時，崔浩、高允、文明皇后之事。

    王猛、崔浩、高允皆懷王佐之才，而不事南朝，去幫北朝。文明皇后馮氏本漢民族女子，父死於拓跋魏，而她為拓跋魏皇后。此四人實是混一華夷，開出後來隋唐天下的大功臣，但於民族大義這話可又怎樣說法呢？

    孔子稱讚管仲攘夷，漢朝對李陵北敗降匈奴亦處罰極嚴。然而漢魏與唐朝的詩人皆對李陵抱有好意。李陵自己卻也並不曠達，他見蘇武使匈奴被勸降不屈，曰：「陵與衛律之罪通於天矣！」因泣數行下。而他又對漢朝對他的家屬極刑不服，自辯兵敗降胡，仍欲得當以報漢，此憤懋與自辯又屑屑為何哉？徒見他的不徹底。漢廷對他的恩已絕，而他引匈奴之兵北築李陵城，對付現代的俄羅斯，終他之身不使匈奴南侵。漢廷是漢廷，他對漢民族的華夏還是報了恩的。但這亦豈不是徒然的屑屑嗎？像他這樣亮烈的人，只落得都不徹底。這不能來批評，只可以詩來見證。送別蘇武時，李陵的河梁之詩所以是千古絕唱。

    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與李陵不同。他們是生當五胡亂華，故為天下重於為國家，為文明重於為民族。孫先生有云：世界大同要通過民族主義，第一先要弄好自己的國家。然而歷史上是有亡國的時代與亡天下的時代，這層分別顧炎武說得很清楚。五胡亂華是破壞文明，亡天下的時代，志士只有存天下，然後纔可再講復國。也不是復國，而是重新來開國。文明也不是可以被救護保存，而是只可以來打開新的王化，使文明更生，有漢文明在，漢民族亦自然在了。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所做的，後來歷史開出隋唐，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