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調而非旋律的文章，纔能適應於寫出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所以必然是文學的，不是西洋的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所以春秋戰國時的論文能起左傳、離騷、西漢文章的帶頭作用。亦可說左傳離騷漢賦與史記都是帶有理論文的色彩的。

    如左傳裏諸侯間行人與司賓的應對，每能辭達而辯明，國語則多是正正之論，國策更有理論的縱橫可喜。楚辭可說是純文學，而如離騷與漁父辭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與人生道德價值的再評定。如宋玉的風賦與登徒子好色賦，皆帶有應對辯論。西漢的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亦是起於辯對，終於正誼。又如司馬遷的史記，自云蓋欲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性格就是理論文式的。史記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論評。

    中國文明有一個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間，無抵抗的被接受於日常生活與人事的全面。西洋只有數學的理與物理學的理被萬人接受，而中國的則是包括數理物理在內的通於天地人三才之理。一偏的數理與物理在西洋文學就要暫時被放棄，而中國的是大自然之理，雖在詩文裏亦不例外。

    中國文學是知性的，情操亦知性化了，所以無論詩文皆自然帶有理論式。這拿日本文學來對照，就很明白。日本的萬葉集相當於中國的詩經，詩經裏大雅最是多講理論，萬葉集裏的歌則純於抒情，沒有是說理的。以李白的詩比日本西行法師的歌與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詩裏處處有敘事說理，因此日本人以為不及西行與芭蕉的純文學。但這是狹小的見識。李白的詩正是好在詩與非詩的邊際。理也要看是什麼樣的理，合理主義的理當然不可以為文學，但中國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理，這理自身就是詩的，而詩亦必是知性的，說理可以說得來極自然。還有中國文學可以敘事即是抒情，則是因為那敘事真能格物，寫到了物背後的象。

    文明的歷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約一萬二千年前至約七千年前為一期。至伏羲神農而入於變期，伏羲畫八卦，神農在黃河流域新定農業。伏羲畫八卦是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與天文音樂等以後唯一的大發明，為西方古文明國所無。而至黃帝，則又入一變期。自伏羲氏至黃帝（約為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有似自春秋戰國至秦漢，但是這變期較春秋戰國更長，約為一千餘年。自黃帝起開出一個新創造的時代，下至殷周（約為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為一期，正式成就了漢文明。而至春秋戰國，又入於變期，下去開出了秦漢，又是新的創造，自秦漢至明清凡二千年間，又為一期。而我們現在，是從清末與西洋接觸以來又是入於變期。

    伏羲畫八卦，是次於新石器時代發見與發明數學、天文學、音樂、輪、槓桿、轆轤的奇蹟，是人類知性的又一次高揚，故能開出黃帝至殷商的新成就。春秋戰國的把文明來理論的學問化，這又是一次知性的高揚，故能開出秦漢的新制度與文物，可以沿用至於明清凡約二千年間。而我們今來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便也是為了今日我們入於新的變期，要有又一次知性的高揚。中國文明第一期從黃帝算起，第二期從劉邦算起，而第三期要從孫文先生算起。

    漢朝真是高曠雄勁的，有新的政治產業制度，新的宮室建築與道路工程，與衣裳器皿。漢朝有新的一統天下，有行於新制的強大兵威，凡百皆異於殷周的。我們只看當時的摩崖銘刻的字，如楊淮表紀，石門頌的書勢，那氣魄之大，真使後世善書者覺得不可及。所以漢朝的文章亦有這樣偉大，漢賦是對彼時新的日月山川物產，宮闕市朝人物的盛大風景的歡喜禮讚，所以漢賦有這麼多新字語，而其旨歸於對天地寅恭，風動於情而絢於禮樂之正的一種思省。這漢朝文學的殿後是曹操的樂府詩與其手札。

    ※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文學上新情操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