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先知都是遭迫害的。他這樣說時他與我早已心平了。天道是認真而兒戲，若非因那些人的迫害，我也不會來景美開了半年易經講座，也不會在那爬藤與木瓜的大葉子的窗下寫成「禪是一枝花」（碧巖錄新語）。也不會暑夜在那院子裏與朱家一家人看曇花盛開。也不會有那袁瓊瓊到過易經講座來聽講。又也許不會有後來的「三三」。都是他們把我從華岡掃地出了門，纔只可到景美的一條小街上逛逛，買枝原子筆哄朱天心又寫一回「擊壤歌」。我還給朱天文她們寫了序文。天道失敗都是成全，我喜歡三國演義裏寫曹操的句子：「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繁華皆有意。」倘若朱天心把這場面寫出來，亦還是有王風的。

    我對自己是有憂患的感覺，而沒有對自己不滿。對於那些人，我沒有意思當作敵人，也不憎恨他們，但是對於他們所做的也不原諒。我的心境已到了像天道無私，一切總歸於人世的劫毀與創造中。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人神攸讚的文學，以後朱天心卻是要寫天道與人事。若不知天道，即是不知革命。這就文學來說也是開出了一個新的境界。若干年之後，今日的惡人惡事都要成為過去，人們所關心的當年的我們對惡人惡事的那態度，個人的不愉快，集團的憎恨，與造作的階級的敵意，寫在文學裏會是怎樣的瑣小與低劣，只看都收不進漁樵閑話裏就可知道。

    新的境界的文學，是雖對於惡人惡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寫的中日戰爭，寫的打倒中共，光復大陸那樣複雜的成敗死生的大事，或是寫的痛痛快快，楚楚澀澀，熱熱涼涼酸酸的戀愛，亦仍是可以通於「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那單純、喜氣、無差別的絕對之境的。文章就是寫善惡是非最難。這回偶然看了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只覺真是人不能寫比他自己高的對象。蘇軾與王安石是政敵，而兩人相見時的風度都很好。林語堂文中幫蘇東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當事人更甚。蘇與王二人有互相敬重處，而林語堂把王安石寫得那樣無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對史料作不當的取捨。他讚蘇東坡，但蘇東坡在海南喜歡異雀飛來的吉兆，這些他都不錄。他寫朝雲，但對蘇東坡與朝雲二人的高情到了死生憂患都了悟的一點他就不錄。林語堂的俗就是完全不知有天道人事的天道二字。

    民國以來，倒是五四的新文學有可喜，那時的青年鬥舊禮教，縱使有的地方是鬥錯了，亦還是有風光，而其後北伐與對日抗戰，在文學上邦不留下一點風光。中共經過那樣大的鬥，也不留下一點文學，都是因為只知寫鬥的人，不知寫同時還有著不鬥的天。這裏我覺得先要從文學上脫卻西洋起。中國文學是向來都有一個天字的。

    毛澤東有秦皇島觀海詩，但是不及秦始皇的嶧山刻石詔辭，也不及魏武帝曹操的觀滄海詩甚遠。我遊日本大洗磯邊，亦題有詩：

    浪打千年心事違還向早春惜春衣

    我與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天道有在是非之上，人事亦還是對共產黨不原諒。中國文學裏習慣了說天，說仙人，比說神好。因為神容易被說作比人還更逼實是非。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未有是非，未有敵鬥，未有戀愛的文學，但是寫有是非、有敵鬥、有戀愛的文學也還是必定要與之在性情上相遇的。

    中國文學裏的戀愛原來也是現實的境界，而又高又開闊，而今人為學西洋的，都把來為窄了，只可以上話劇，不可以上平劇。朱天心說要痛痛快快的戀愛它幾場，就要看她又是怎樣的寫法了。

    八

    看到那般文化人的亂攻擊人，他們攻擊胡適，說他於提倡白話文無功，攻擊劉大中，攻擊林語堂，於是攻擊我，這種亂糟糟真使人想念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再看看大陸共區的鬥法反法，更使人想念要一個清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