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張愛玲的文章不革命，張愛玲文章本來也沒有他們所知道的那種革命。革命是要使無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小資產階級與農民歸於人的生活，資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不是要歸於無產階級。是人類審判無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審判人類。

    所以，張愛玲的文章不是無產階級的也罷。

    革命必須通過政治，到改造經濟制度。制度滲透於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而且到了最深的處所。制度腐敗了，人是從生活的不可忍受裡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生活的不可忍受，不單是不能活，是能活也活的無聊耐，覺得生命沒有了point。這樣纔有張愛玲的詩：

    他的過去裡沒有我；

    曲折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裡曬著太陽，

    已經成為古代的太陽了。

    我要一直跑過去，

    大喊：「我在這兒！

    我在這兒呀！」

    這時候人要求重新發現自己，發現世界，而正是這人的海洋的吸動裡滿蓄著風雷，從這裡出來的革命纔是一般人們的體己事。革命有地下室的活動，展開時還有指揮部與突擊隊，然而決定競爭的是全軍的軍容。張愛玲的文章沒有提到革命的指揮部與突擊隊倒是更完全的。

    還有，人是為了心愛的東西纔革命的，洗淨它，使它變得更好更可靠。

    倘在現實生活裡不知道什麼是美的，也必不知道什麼地方受了污穢與損傷，那樣的人要革命，自然只好讓他們去革，可是也不必向他們領教。他們沒有生命的青春，所以沒有柔和，崇拜硬性。他們還崇拜力，是崇拜的物理的力，不是生命力，因為他們的線條怎樣看來也沒有生命力，所以總喜歡畫得粗些，再粗些，成為粗線條。一次幾個人看一幅齊白石的畫，不像是真的，主人卻嘖嘖讚歎，說畫的多有魄力。池用篤紀說：「這哪裡是魄力，這是膂力罷了。」他們的粗線條其實不過是這種膂力。

    馬克思主義者至今只發現了藝術的背景，不懂得藝術還有它自身。他們把藝術看做事物的反映，時代的鈐記，然而鈐記是並不能給時代加添一點什麼的，事物沒有鏡子，也無損於它的完全。只在私有制的社會裡，沒有無主的東西，要從表示所有權的鈐記纔能想像事物的存在，漸漸把鈐記自身也看作是一種存在。

    資本主義末期，人的存在成為被動的，不是人創造事物，人倒是事物的反映了，說藝術是反映，是鈐記，不過是這種錯覺的抄襲。不懂得藝術自身，是會連藝術的背景也說不明白的。他們說藝術被階級性沾染，這當然是，但也不過是被沾染而已，藝術是植根於人類的，在有階級的社會，它的背景是通過了階級的人類，可是他們只說是階級。他們並且抄襲教會的把藝術看做裝飾，資產階級的把藝術看做宣傳，也說藝術不過是無產階級的工具。

    藝術是什麼呢？

    是人生的超過它自己，時代的超過它自己，是人的世界裡事物的昇華，這超過它自己到了平衡破壞的程度便是革命。懂得這個，纔懂得在張愛玲之前謙遜。

    張愛玲的《夜營的喇叭》，在這時代的淒涼與恐怖裡向一個熟悉的調子，簡單的心奔走著充滿喜悅與同情，這裡有一種橫了心的悲壯。可是時代到底沉重，《走，走到樓上去！》便是一出這樣的悲喜劇。平常人不是英雄，在他們的生活裡沒有悲劇與喜劇的截然界限，他們不那麼廉價他就會走到感情的尖端。

    一次讀漢詩：「翩翩堂前燕，春藏夏來見。弟兄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幸得賢主人，攬取為我袒。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磊磊，遠行不如歸。」讀到「語卿且勿眄，」張愛玲笑了，說：「啊！怎麼能夠的，詩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