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上頭吃虧，用怎樣高尚的話也打不動她。她的生活裡有世俗的清潔。在香港時，路上一個癟三搶她的錢袋，奪來奪去好一會，還是沒給搶去。一次是在上海，癟三搶她手裡的點心，連紙包一把抓去了一半，另一半還是給她攥得緊緊的拿了回來了。對任何人，她都不會慷慨大量，或者心一軟，或者感到恐怖而退讓。現代人的道德是建在佔便宜上，從這裡生出種種不同身份的做人風格。張愛玲沒有一點這種禁忌，她要的東西定規要，不要的定規不要，什麼時候都是理直氣壯的。

    人與人的關係應當是人的展開，而現在卻是人與人的關係淹沒了人。

    先要有人的發現，纔能刷新人與人的關係，可以安得上所謂「個人主義」、「集團主義」的名詞。然而左派理論家只說要提倡集團主義，要描寫群眾。其實要描寫群眾，便該懂得群眾乃是平常人，他們廣大深厚，一來就走到感情的尖端並不是他們的本色。他們是在一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裡生活著，但他們把它烹飪過了，不是吃的原料。是他們日常的生活感情使他們面對毀滅而能夠活下去。資本主義的崩潰，無年無月的世界戰爭與已在到來的無邊無際的混亂，對於平常人，這是一個大的巫魘，惘惘的，不清不楚的，而左派只是學的陳涉，陳涉使人夜於叢祠旁篝火狐鳴：「大楚興，陳涉王！」使農民驚恐，他們的文藝便是這種狐鳴。他們用俄國的神話，美國的電影故事，山東人走江湖的切口，構成他們作品的風格。如馬克思主義者自己說的：每一種風格都是階級性的狹隘，再狹隘些，風格就更固定而為習氣。

    左派有很深的習氣，因為他們的生活裡到處是禁忌；雖然強調農民的頑固，市民的歇斯底里與虛無，怒吼了起來，也是時代的解體，不是新生。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載於上海「天地」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