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去世了。

    在不到十二年的时间里，巴勒斯但、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相继被征服，大马士革成为大阿拉伯帝国的首都。

    到六五六年底，北非沿海国家都把真主做为天国领袖，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后不到一个世纪，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欧洲和亚洲的一切交往都切断了，直到十七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一直处于包围之中。

    在这种环境中，教会要把教旨传往东方是根本不可能的。它能希望做到的只是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它选中了德国、巴尔干各国、俄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作为进行深入精神开发的肥沃土地，而且总的说来大获成功。偶尔也有象查理曼那样桀骛不驯的基督徒，心肠倒是不错，就是不够文明，用暴力手段屠杀了热爱自己的上帝而摈弃外来上帝的臣民。不过，基督传教士大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诚实正直，宣讲的东西简单明确，易于理解，为充满流血、殴斗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秩序、整洁和仁慈。

    前方捷报频传，但是教会帝国内部却祸起萧墙。（用本章开始时的数学概念讲）世俗的线段不断加长，最后教会的精神因素完全成为政治和经济思想的附庸；尽管罗马的权力日益膨胀，对以后十二个世纪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崩溃瓦解的迹象已经露头，老百姓和教士当中的智者商人也看出了这一点。

    现在北方的新教徒把教堂看成一座房子，七天中有六天空荡无人，每星期日人们去听布道和唱赞美诗。我们知道一些教堂里有主教，偶尔主教们在城里开会，那时我们周团会有一群面孔和善的年老绅士，衣领都翻到后面。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他们已宣布提倡跳舞，或反对离婚。以后他们又回到家里，周围的生活依然是那样平静幸福，无忧无扰。

    我们现在极少把这种教堂（即使它与我们形影不离）与我们的生死以及所有社会活动联在一起。

    政府当然完全不同，它可以拿走我们的钱，如果觉得社会需要，还可以杀死我们。政府是我们的所有者，是主人，但通常所称的“教会”却是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即使与它发生争执也无关紧要。生争执也无关紧要。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迥然不同。那时的教会看得见摸得着，是非常活跃的组织，呼吸着，存在着，用种种政府做梦也想不到的办法决定着人的命运。第一批接受慷慨王储馈赠的土地、放弃古老的贫穷理想的教皇，很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个政策会导致的结局。起先，由基督的忠诚追随者向圣徒彼得的后裔赠送一点凡物俗礼似乎有益无害、合情合理。但是仔细想一想，从约翰格罗斯到特莱比松，从迦太基到乌普拉沙，到处都有复杂的监督管理体制，有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和抄写员，再加上各个部门数以百计的大小头目，他们都要住房、穿衣、吃饭。还有横穿整个大陆的信使的费用，今天去伦敦、明天去诺夫格勒的外交使臣的旅行费用，以及为了保持教皇信使与世俗王储在一起时衣着毫不逊色所必需的花费。

    回顾一下教会本来代表什么，思考一下如果环境再好一些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发展委实是极大的遗憾。罗马很快变成了巨大的国中之国，而宗教色彩却只剩下断编残简，教皇伊然成为世界独裁者，与他相比，古代皇帝的统治反倒显得宽仁大度了。

    教会的成功所向披靡，但到了一定程度，便出现了一些障碍，遏制了它统治世界的野心。

    主的真正精神又一次在民众中掀起轩然大波，这对于任何宗教组织都犹如眼中钉。

    异教信徒已经司空见惯了。

    可能引起人们反对的单一信仰统治一出现，也就有了持异见者。争执与教会同日问世，它使欧洲、非洲和西亚在数世纪内互怀敌意，虎视耽眈。

    不过，撒比利人、莫诺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