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理案。他的父亲高兴地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律师的对手，那些律师发表一点意见就能得到一百个金币，远方的贡比涅的国王召见时还坐四轮马车去。

    可是这些梦想从未实现，约翰·加尔文没有干过法律工作。

    他又回到自己的第一爱好，卖掉了法律汇集和法典，专心收集神学著作，一丝不苟地开始了使他成为二十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工作。

    不过那几年学的罗马法典为他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再让他用感情看问题是根本不可能了。他对事物很有感受，而且入木三分。请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吧，这些人后来落入天主教会手里，被判处用做火活活烤死。在无望的痛苦中，他们依然把他的信视为世间最优美的佳作，信中表达了对人的心理的入微理解，致使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在临死前还在为一个人祝福，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使他们陷入危境。

    不，加尔文不象他的许多敌人所说的，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生活对他是神圣的职责。

    他竭尽全力对上帝和对自己诚实，因而他必须把每一个问题化简为基础的原则和教义，再把它交付人类感情的试金石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得知他的死讯时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对金钱的冷漠。”如果教皇是在称颂他的死敌毫不考虑个人的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一生一直很穷，并拒绝接受最后的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使他不能再象从前那样挣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却表现在另一方面。

    他只怀有一个信念，一生只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真正的上帝，当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已经能够经得起所有的争辩和反对时，他就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准则中。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无视自己的决定会引起的后果，成为不可战胜、不可阻挡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许多年后才表露出来。在转变信念后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对付一个平庸的问题：谋生。

    “新学”在巴黎大学获得的短暂胜利，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莱文的不规财动词和其它受禁的知识的几次授课，全部引起了反响。连坐在著名的博学宝座上的教区长也受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义的污染，于是人们采取措施，清洗那些现代医学会称为“思想传播者”的人。据说加尔文曾经把几篇最会引起异议的讲演稿交给教区长，于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犯名单的前列。他的房间被搜查，文章被没收，还签署了逮捕他的命令。

    他闻讯藏到了朋友家里。

    诚然，小小学院里的风浪不会持久，但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了。到了做出明确决断的时刻。

    一五三四年，加尔文与旧信仰绝裂了。几乎与此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几个学生也庄严起皙，誓言后来纳入了耶稣会法规。

    接着，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往东而去，但一想到他第一次攻击圣地的不幸结局，又原路返回了，来到罗马。他在那儿开始的工作使他的英名（也许是臭名）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约翰却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四处漫游，希望能找到一席安静之地，用余下的时间阅读、思索和平静地宣讲他的道理。

    他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时，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位交战了，这迫使他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吉勒莫·法里尔的欢迎，他是法国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牢笼里逃出来的杰出人物。法里尔张开双臂迎接了他，告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园里可以完成的业绩，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要求有时间考虑，然后他留下了。

    为了躲避战争，新天国应该建立在阿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