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它们在极度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支配着世界。有些人认为人类只尊重一个东西：蛮横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可能会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圣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智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性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他们原想给予荣誉的人们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销声匿迹，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寻者变成了国家命运的名正言顺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一团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征。他们在过去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很大痛苦，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气忿不己，香人的气味使他们的脸色发白，引起他们早已忘却的狂怒。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本人的存在。他们联合起来，开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的任务，但它是革命心理的一个特点，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废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废除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划分一年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日。接着，又出现了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没有主心骨了。

    但这时间并不长。

    在四壁空空的雅各宾俱乐部里，不论怎样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种虚无缥渺的主张还是很不得人心，大部分人连两个星期就忍耐不了。旧上帝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制造出一个合于时代要求的新上帝呢？

    于是出现了理智女神！

    她的确实身份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穿上合适的古希腊服装，就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这个女士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她被人们很隆重地送到了旧信仰追随者早已抛弃了的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

    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完全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视着灵魂受到了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下勿忙地藏了起来。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取而代之。这是一个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便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完，巴黎圣母院还见识过其他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屋顶，它们象征着“哲学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崇拜时，哲学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但“最后的时刻”不到六个月就来临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说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是一条信仰。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塑造出来的）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罗伯斯比尔身着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变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甚者，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竟被千百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因为她刚刚宣布了救世主即将到来，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