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特定的信仰。结果，每个集团无论大小都总是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

    美国已经独立地生存一个半世纪了。诚然，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是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但是我们毕竟避免了最危险的极端行为。可是现在，边远地区已经开发了，国家正迅速地走向定型，我们却似乎没有从地球上古老一些的种族的错误事例中吸取足够的东西。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各个种族团体仍紧紧地抱成团，各自推行自己的禁忌，好象根本没有听说过《人权宣言》一样。宗教团体好象从未谈过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不但强令自己的成员应该阅读和思考什么，还不顾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自己制定起法律来。在咫尺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发展，它直到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时一直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

    很明显，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点过早。在近六年的发展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开始使最抱有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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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发现，但正如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不久前说的那样（几乎是预言）：“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在乎，因此也不会改变”。所以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找出对付它们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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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他们就象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向我们提出质问：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使人找到答案，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但是如果我们敢于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语，那些坚持只有一条通往拯救的道路（也就是他们的那条道路）的帮派的不宽容首领就会马上向我们嚎叫起来，并投来石块和木捧，那些没有沿着他们的狭窄小路走的人注定要永远沦入地狱，因此便严厉镇压他们，来防止他们的怀疑影响别的人，使别的人也去试一试在“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标出的路径。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生活在公元四世纪。从那以后，有高尚思想的人们偶尔用提高嗓门的方法来捍卫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他们偶尔（但仅仅是很短的时间）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那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并且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但这种宽容的态度总是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它从不来自下层，他们不甘于接受来自上层的干预，使凭借着传统的权力，总是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如果没有别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用武力迫使他们“入会”，因而为了防止流血，常常需要由警方出马。

    所有的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无愧于哲学家这个词，他们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完全摆脱了十三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报答，但等他们过世以后，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便潮水般地涌进了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这些欧洲人不仅带来了强壮的臂膀（这是他们必需的），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只相信自己见解的正确性，在各个问题上只能依从自己，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