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点，就有了如何指挥运用此无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要政府的力量强大，有赖于多数国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统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但照现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难；民众都缺乏组织与训练，要下层机构健全灵活更做不到。

    五段：所以我们必得要启发出老百姓拥护政府的情绪，并且加以训练及组织才行。然而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因此，前认定两点或作功夫者，核实只一桩事而已。

    这一桩事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农业和农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所谓从农业和农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农业上种种妨害（灾害，匪患，苛捐杂税等等），更进而积极促兴农业（技术，金融，合作等等）；二、切近农民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自卫，自治，合作等等），更进而为临时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七段：为何定须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点：

    一、国民之大多数在农民；

    二、非政府关切农民生活问题，替他设法，则农民不会爱国，不会拥护政府；三、非感情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则临时抗敌的组织训练就无根。

    八段：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我们主张扩大乡村建设工作以应敌。完了。

    抗战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张，是这个。当然，抗战起来了，更将本此方针，要求发动民众。其奔走事实经过见后。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时，卢作孚、陈筑山两先生适从庐山回川。他们给我讲，政府当局为大局问题将约集在野人士，同到庐山，彼此商讨。给我的一份请帖，由作孚转来，切嘱于7月初间到庐山去。

    我于6月29日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到北平。那时北平谣言甚多，情势紧张，已有风雨欲来之势。7月4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之、林宰平两先生，他们都应约到庐山谈话会的。我告知他们，我随后亦到。5日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旋即回济南，准备南下，而卢沟桥炮声发作矣。

    从此以后，我即为抗战奔走，东西南北，没有休息。琐事不足记，记我当时的主张。此主张发表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载上海《大公报》。题目是：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今记其内容如次：

    开首：提出三条大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今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而况我们欲为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与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之意。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者，在此。

    综合起来说，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