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首说，此为抗战建国中最大问题之一，或且为最难问题之一。但我们不要在紧张的情绪下，急谋办法，而应当先静下心来做一些研究；因为解决的途径，是必须在问题头绪，从头理清楚以后，才发现的。例如从清末中国革命同盟会、政闻社和资政院时代一些政团，以至民国初年许多党派的演变，中间毁党造党，要党不要党（民五国会第一次恢复时），那些议论，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累次改组，并与共产党一再分合的经过，要用心察考。这样做了之后，必可发现其中一些道理，为我们今日宝贵的教训。

    历史的研究而外，更须作理论的探讨。我们要问：这些政党是哪里来的？它基于何种必要而存在？中国政党它的任务是什么？假定我们说不要它，行不行？诸如此类。

    次段讲：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是讨论党派的社会基础（或背景）问题。

    我平素认定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一套观念都适用不上。大致说，其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阶级分化不著；乃至职业的联结，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亦每为家族乡土关系之所掩。虽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后，受世界影响，渐渐变质，已非原来的社会；而像日本那样追步西洋，工商业发达，有新兴阶级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所以阶级势力不是形成中国党派的因素，中国党派缺乏其一定之阶级基础。然而家族乡土关系能形成政党吗？当然又不能。中国亦并没有什么“地方性的党派”。

    说到宗教，中国虽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几大宗教，但并没有从宗教不同，而凝成几大势力，表现于政治场上。说到种姓部族，虽有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亦未曾在政治上因而划分为几方面。

    总起来说，所有这些社会的分野——阶级、职业、地方、宗教、种姓部族等——原为外国党派所由形成者，在中国或分不清楚，或联结不固，或虽分得清，联得起，而未尝构成政治上斗争的问题，形成政治上竞争的势力。

    三段讲：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将讨论到中国应有些什么运动，亦就是中国党派所要负的那些任务。

    我平素认定中国问题是外面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此其一；我又认定中国问题有其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其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之二面，此其二。

    所谓中国问题不是自发的，正由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假若世界不交通，中国仍为中国，则我们不能想象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满清皇帝亦可以倒，倒之者将又是一明太祖而已。所以我常说中国问题富有其外面性。

    中国问题虽具有外面性，然而说到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积极求得本身之进步，为文化之补充改造（包括政治改造经济改造），俾一新中国建设成功，方为问题解决。断断不是徒以排除外面迫害为问题之解决的。外面迫害之排除，有时为建设新中国之前提；但假使自身无整顿之进步亦无从去排除外面迫害。两面相关，不可强分先后。

    四段讲：假如上面所分析认识的不错，则恐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倒不免有些错误了。

    因为照上面所说中国国情论断，外国政党的两种方式都不适合的；而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却总想要在这里面走上一条路去。所谓两种方式：

    一种是两党以至多党分立，彼此承认而互相竞争政权的方式。这在一般谓宪政国家的政党，大约都是这样。过去中国曾为此模仿，乃至现在亦还有人想走这条路。

    一种是一党独操国权，不容许他党并立的方式。如苏联和德意等国家，均属此例。这亦是中国人看见了，很想走的一条路。以苏联而论，共产党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在他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