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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5
确性,自然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但从过去看,亦可得些证明。过去的中国党派在空间上没有很大分别,而时间上的分别大。或者再清楚地说,中国的党派在空间上彼此名为两党的,其分别还不如在时间上前后名为一党的分别之大。——这是可注意的一特殊情形。请问:一个国民党在北伐前和在北伐后的分开,是不是大过北伐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又一个共产党在抗战前和在抗战后的分别,是不是大过抗战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岂但国共两党而已,其他正多类此。辛亥革命,并非一党之力,亦非几多革命派之力,而是原来不同党派,合起干成的。恢复共和亦是各党派一齐来的。

    在平时,中国问题仅止于刺激中国人发生救国运动;至于如何救国,则从各自社会背景而异其见解主张,意志趋向不能统一。抑此种不相背反(同欲救国),而又不一致之志趋,最表现散漫微差性。此种在宽泛邈远目的下,为其一种方法手段(如何救国)之志趋,最表现流动不定性。全不似从阶级问题发出的趋向简单明切,一贯不移。历来意志趋向不得统一,多误于此。只在问题逼紧时,可表现一致趋向;问题一松弛,马上又分散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抓住此番一致抗战的机会,组织起来,不让它再分散去。不过要因其不同,而综合之;不要抹杀其不同,而混合之。

    这就是所谓从过去可以证明这方式的正确性。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5节 抗战以来自述(16)

    1939年春作者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前排右三为作者)。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彼时第二次参政会仍选我为驻会委员,经力辞得脱。又特请示于蒋公,得其嘉勉赞助(予以军委会特派员身份,发给路费一万元,派专车送随员至广安,发电令知各战区长官遇事照料等等)。于1939年2月1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八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9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人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战前就想象到一旦中日作战之后,会要有很多地方我军撤退,敌军未到,因为在空间上敌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会要有许多地方,我行政机关已撤,而敌人御用机关未立,因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的。在这许多地方,乡下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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