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就是洪 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表现得异常深沉,分外感人。我建议把《弹词》一出插到《骂贼》及《雨梦》之间,或者干脆取代《骂贼》,这样既可加深“兴亡之感”,而“天宝盛衰”又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这,当然都只是我作为观众的一点看法,不过“上昆”的几位专家倒热烈讨论起来,大家谈得颇为投契,不觉日已西斜,而我论曲的兴致却有增无已。于是我提议,由我做个小东,大家到饭馆里去,继续煮酒论诗。
在上海,到馆子里去吃餐饭是件大事,有名饭馆早就让人家结婚喜宴包走了,有的一年前已经下定,普通的,晚去一步也挤不进去。“上昆”诸人带我到一家叫乔家栅的饭馆去,果然吃了闭门羹,他们提议道:“那么我们去‘越友餐厅’吧。”我一听,不禁怦然心跳,暗想道:“这下好了,请客请到自己家里去了!”天下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坏小说写不通就用巧合来搪塞,而真正的人生再巧的事,也可能发生的。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4)
我少年时,曾在上海住了三年多,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一共住过三个家。刚到上海,我跟兄姊他们住在虹口多伦路,那时候堂哥表哥统统住在一起,十几二十个小孩子,好不热闹,吃饭要敲锣的。后来因为我生肺病,怕传染,便搬到沪西郊区虹桥路去,一个人住了两年;病愈后,考上了南洋模范小学,才又回到市区来,住在法租界毕勋路(现汾阳路)一百五十号里,在那儿住了半年,最后离开上海。这次重回上海,我去寻找从前旧居,三个家都找到了,连号码都没有改。多伦路变成了海军医院的一部分,作为小儿科病房,因为是军事机构,不能随便参观,需要特别申请,才能入内。从前那些卧房里都是些小病人,满地滚爬,我隔着玻璃窗向他们招手,那些孩子也朝我笑嘻嘻地举手挥摆,十分可爱。房子的外表红砖灰柱倒没有改变,只是两扇铁门却锈得快穿洞了。骑楼下面有一张乒乓球桌,我敢断定一定是四十年前我们打球的那一张,那是一张十分笨重扎实的旧式球桌,虽然破旧不堪,架势还在那里。那时我们人多,经常分两队比赛,轮番上阵,喊杀连天。我们有一个堂哥,年纪最大,球艺不精,每打必输,到今天我们还叫他“惨败”,“惨败”堂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在纽约。上海市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老了旧了四十年,郊区变化却大,虹桥路拓宽了几倍。我经过虹桥旧居,只见一片荒草中竖着一栋残破的旧屋,怎么看怎么不像,后来还是问准了附近的居民才进去的。房子配给了高炮单位,住进去七家人。我从前的卧房住着一家四口,新主是山东人,非常和气,知道旧主来访,异常殷勤。他忙着冲咖啡,又拿糖果出来招待,我们合照了好几张相。他们住在我那间房里,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宝塔松呢?”我问新主。“树根死了,枯掉了。”他说。我记得那棵宝塔松高过二楼,枝条摇曳像一柄巨大的翠盖,一年四季绿森森的,护住屋顶,那么坚实的松柏,居然也会坏死,真是“树犹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饺子,我赶忙婉谢,不愿意麻烦他们,我说我还要赶着去看另外一个家呢。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5)
从前法租界的贝当路(今衡山路)、福煦路(今金陵路)以及毕勋路这一带都是住宅区,大半是一九三○年代起的,是法国式的洋房,路上法国梧桐两排成阴,颇具欧洲风味。毕勋路底与祁齐路(今岳阳路)交口的那块三角公园中,从前立着一尊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铜像,“文革”期间“红卫兵”把铜像打掉了,据说最近又要恢复。普希金那首浪漫爱情长诗《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我倒喜欢得很,不知道普希金又怎么会惹怒“红卫兵”了。毕勋路一百五十号在中段,是一栋三层楼的法式洋房,房子的形式有点特别,楼底是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