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有些人与我们中间的人是同样地贤达，但是为图方便起见，我就认为我应当以那些与我必定同处在一个社会的人的意见作为我行为的规范。

    同时，我觉得要查明这些人的真正意见为何，我毋宁应当考察他们的行为，而不应当只听他们凭口讲说。这是因为在我们腐败的习俗中，不但很少有人愿意全部吐露他们所相信的，而且因为有很多人并不自知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其实那使我们相信一件事物的思维作用，和那使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某件事物的思维作用是两件不同的事，因此可以有这个而没有那个。再者，在不同的人所采纳的不同意见中，我之所以选择其最中庸的，不但是为了它常最便利于实行，而且可能是最好的（因为一切极端的意见通常都有弊端），也是为了我如一旦坠入错误之中，便可以离正道不太远，这样总比错误地选择某一个极端好得多。我特别把剥夺我们某些自由的一切约束划入极端之列，这并不是说我不赞成用法律来防范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发生动摇变卦，因而许可双方在企图达成一件美好的计划时互立誓言，互订合同，以便彼此忠信守约，甚至为了通商贸易的安全而批准同样性质的誓约，虽然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无关于道德。但是我在地球上未曾寻见完全比变化还优越的任何事物；同时，我自己也希望渐渐地改善我的诸多判断，而不让它们停滞退化。

    所以我认为，若因为前时曾赞许过一事，就必须以后也赞许它--其实那件事或许已经变了质，或者我自己已经对它不再作同样的估价--那不免是严重地冒犯了我们的良知。我的第二个格准是：在行动上我要尽量坚定不移。倘一旦采取意见之后，虽是最可怀疑的，却要像最可靠的意见一样坚持到底。在这一点上，我仿效旅客的榜样。当旅客们迷途于森林中的时候，他们就不应当徘徊不定，更不应当停留一处而动。他们应当一致地朝着一个方向一直前进，不以任何轻微的理由而改变，即使这个方向的选择，在起初纯乎出自偶然。因为这样做，即使他们未能达到真所希望的目的地，他们在最后至少会达到一个总比呆在森林中心更好的地方。同样，我们生活的行动常常是不许可有所耽延的，所以当我们无法决定什么是真确的意见时，无疑地应当根据最大或然性的意见而行动。甚至当我们不能决定在两种意见中哪一种有可能较大的真确性时，我们也当选取任何其一，而以后在有关实际的行动方面，把它当作完全真正确实的意见，而不再去怀疑它了，因为那使我们决定选取它的理由本身，确是十分真实的缘故。后来，这个原则十足地使我避免了那些意志薄弱动摇不定的人每在良心上所感到的痛悔。他们今日所采纳而认为美好的行动原则，次日就把它放弃而认为不好了。

    我的第三个格准是：始终要勉力克服我自己而不是命运，要改变我的欲望而不是世界的秩序；并且一般地说来，要使我惯于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之外，没有一件事是绝对地归我们支配的。所以当我们对于身外的事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而毕竟失败了的，单就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再成功的了。我认为只有这条原则也尽足以防止我会奢望我所不能得到的事物，而因此给予我安心乐意。因为既然我们的意志本来很自然地仅在追求我们的理性所认为可以得到的那些东西，那末很显然地，如果我们把一切身外的财物都认为是在我们的权力之外，我们就不会再因为原非由我们的过失而缺乏那些好像我们一生下来就当享有的财物而心抱感伤，就如同我们并不因为中国或墨西哥王国之不属于我们而感伤一样。这样一来，我们必然不会再在病痛中希望健康，或在监牢中希望自由，犹如我们现在不希望保有如钻石一般不可朽坏的身体或生双翼以展翅飞腾高天。但是我承认，为要使我们的思想习惯于这样地观察一切事物，长期的锻练和屡次的默想是必要的。我也相信那些历代哲学家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