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也再没有人用膝盖朝着他的胸部或者其他的部位来上一脚了。

    就在马利放弃了他那往人身上跳去的习惯之后不久，一天早上，我醒了过来，发觉我的妻子回来了。我的詹妮，我所深爱的女人，那个曾经在忧郁的迷雾中消失不见、变得极端固执的女人，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就像产后抑郁症将她淹没时的那般突然一样，该症状的退潮而去也极为突然。就仿佛附在她身上的魔鬼刚刚被驱除了一样。他们被驱走了。谢天谢地，被驱走了。她重新坚强了起来，乐观了起来，她不仅能够应对身为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和挑战，而且茁壮成长了。马利重新获得了她的宠爱，获得了坚如磐石的安全感。詹妮一只胳膊搂着一个孩子，倾斜着身体亲吻着马利。她同他玩起了丢木棍的游戏，用从碎牛肉上渗出的汁给他做美味可口的肉汤。当一首美妙的歌曲从立体声中飘扬出来的时候，她与他在房间里面跳起舞来。有时候，在夜里，当他很安静的时候，我会发现她正和他一起躺在地板上，她的头靠在他的颈窝里。詹妮回来了。感谢上帝，她回来了。

    生活中有些事情奇怪得让人觉得它绝不可能是真实的。当詹妮从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马利即将参加一场电影的试镜时，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我知道她不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我仍然不太相信。“一场什么？”我问道。

    “一场电影的试镜。”

    “就像那种在影院中放映的电影吗？”

    “是的，就像那种在影院中放映的电影，笨蛋，”她说道，“一场达到正片应有的长度的电影。”

    “马利？一场达到正片应有的长度的电影？”

    我们两人就这样在电话里一问一答地应对了好几个回合，因为我正努力将我们家那只有着榆木疙瘩一样的脑袋、连烫衣板都会放进嘴里咀嚼的狗的形象，与一只在银幕上跳跃着、将无助的孩子们从熊熊燃烧的建筑物里解救出来的骄傲的狗的形象调和起来。

    “我们的马利？”我又问了一次，只是为了进一步地确认。

    但这确实是真的。一周以前，詹妮的《棕榈海滩邮报》的主管打来电话，说她有一个朋友需要我们帮一下忙。这位朋友是一位当地的摄影师，名叫科琳?米柯卡，她被纽约市一家名叫“射击场”的电影制作公司雇佣，去为他们计划在沃斯湖——位于我们南部的城镇里——拍摄的一部影片提供帮助。科琳的工作是找到一个“典型的南佛罗里达的家庭”，并且对其进行从头到脚全方位的拍摄——书柜、电冰箱、壁橱以及一切你能叫得上名字的事物——以帮助导演为影片带来一种现实感。

    “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是男同性恋者，”老板告诉詹妮说，“他们试图理解有孩子的已婚夫妇在这儿是如何生活的。”

    “就像是一种人类学上的研究，”詹妮说道。

    “对极了。”

    “当然，”詹妮同意道，“只要我不必先对房子展开清洁就行。”

    科琳来到了我们的房子，开始拍起照来，不仅仅是对我们的所有物进行拍照，而且还将我们也摄入了她的镜头之中——我们穿着的方式，我们梳头的样子，我们在沙发上伸懒腰的样子。她拍下了水槽上的牙刷，她拍下了婴儿床里的小孩子，她还拍下了我们这对典型的异性爱的夫妇所养的那只太监狗。正如她所观察到的那样，“他好像有点儿迷糊”。

    马利原本不会如此激动地参与其中的。一旦马利认为帕特里克和克罗被其他人侵犯了，他就会立刻向侵犯者发动口水战，从而表达出自己对孩子们的深情厚谊。科琳原本可以用刺牲畜的尖物来刺戳马利的，然而，她是一个喜欢动物，并且不会因为要洗一场口水澡而胆怯不前的人，所以她蹲下了身子，同他展开了一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