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显而易见的逃避自我、战胜个人的意识，甚至在《小姑娘》中，人们也不再认为叙述者是凯瑟琳自己。如果说这些老小姐故事有些单薄乏味，是故事的不足之处的话，那么世上所有老小姐、女仆、年轻家庭女教师的生活本身也是如此——她们都是爱德华时代的牺牲品，皇家学院曾作过尝试，试图为这些英格兰过剩的妇女做些善事，这是建立皇家学院的目的，比切姆小姐也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她的孤独女士故事记述的历史超过了人们所承认的。

    当然，这些故事并未公开针对社会宣称妇女的作用，凯丝?比切姆从来就不是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她所写的许多孤独女士故事中没有一篇能打动一位爱德华时代的读者，使他“坐下来开一张支票”；这也是维吉尼亚?吴尔夫钦佩她作品的一个原因。从一开始，她就认为自己的职责纯属创造性工作，只涉及形象思维，与环境无关。她的作品表达的主要价值是想象本身的价值。

    “我们是艺术家”，她常常对默里宣称，如果有任何东西是她想加以改进的话，那就是文学形式，这种形式通过她的想象可以获得真实的力量。1908年从那个妇女参政会议上逃跑后，她写信给加纳特?特罗维尔（她认为他也是一位“艺术家”）！

    房间里开始热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骚动不安的抵触情绪，已经过了10点30分，我跑到街上，空气清新，满天星星，因此决定我不会去做一个参政者——世上有的是笑声，噢，我觉得自己可以用容易得多的方式来补救世界——你说呢？

    根据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看来，那“更容易”含着一些讽刺。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把自己绑在艺术的栏杆上时，没有好心的警察前来解救她。事实上，她反复回到她那孤独女士主题，谈论她的女性受害者，通过想象给她们以生命。

    难道这仅是她自己的想象，或者是真的这些侍者——尤其是侍者——和旅馆仆人采取了一种无礼、傲慢，又稍带取笑的态度来对待一位独自旅行的女人？或者这只是她自己，可怜的女人的自我感觉？不，她的确不这样认为，因为哪怕当她最高兴，最自由自在时，也会突然感到侍者和仆人的腔调，奇怪的是这相应地损害了她的安全感，她似乎觉得某种对她不利的事情正在计划中，似乎一切人，一切事——是的，甚至连桌椅板凳这些无生命的东西——都“知道内情”——都在等待着那可怕的，不可避免的事落在她头上，这种事一定会发生，而且总是会发生在世上每一个独自旅行的妇女身上。

    几分钟后，同一位妇女一人呆在旅馆房间里面对着镜子：她抚摸着手笼，自言自语说“镇静”，但是太晚了，她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结结巴巴地说：“我必须，你知道..我必须有爱情，..我不能没有爱情而活着，你知道..不是..”说着说着，她心中的那团冰块融化了，变成了热泪，她感到这些眼泪滚滚流淌过她的身体，是的，她哭成了个泪人；她俯身在亲爱熟悉的手笼上，觉得自己要融化在泪水中了，完了——全完了，什么都完了！一切全完了，失败了。

    通过给予她们生命，形象以及痛苦的经验，她的确多多少少为那些在世上独自旅行的人说了话。

    她的疾病没有显示出缓和的真正迹象，但是早在11月，当她的心境仍然平和时，曾同富勒顿安排好将伊莎贝拉别墅租到1922年，她希望在那儿直住到痊愈，如果《雅典娜神庙》真的停刊，她就会让默里也来，两人可以再次从法国南部给国内撰稿。

    圣诞节期间，默里决定加速这项计划的实施。2月，他回到伦敦去清理事务，其间他遇见了维吉尼亚?吴尔夫，他关于凯瑟琳的消息促使她写了那封凯从未回过的信。实际上他这次回来标志着默里夫妇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分道扬镳，毫无疑问仅仅因为他是重要的主编，他们才与他一直